在秦腔與小說之間——由陳忠實與秦腔說起

2026-01-10 17:00:05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在秦腔与小说之间——由陈忠实与秦腔说起王亚丽（西安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710032）《现代语文》2011年第5期在科技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中，中国戏曲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认为：“一般民众所有的一些历史智识，以及此种智识所维持着的一些民族的意识，是全部从说书先生、从大鼓书、从游方的戏剧班子得来的，而戏班子的贡献尤其是来得大。”[1]因为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村，戏曲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公共娱乐，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都将看戏当作娱乐，每逢村里的婚丧喜事，农闲节日，看戏是最好的消遣。生活在中国戏曲文化氛围中的作家，必然会受其影响。其实现代许多作家创作都与传统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鲁迅与绍兴戏，张爱玲、叶广芩与京戏，赵树理与山西上党梆子，白先勇与昆曲等。谈到陕西作家陈忠实，必然要涉及西北和三秦大地最为繁盛的民间艺术——秦腔。一、关中民俗与秦腔情结作为地方戏曲之一的秦腔，是以秦地的方言土语为语言基础而形成的。因此，秦腔与其它戏曲剧种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域因素和人文特点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精神气质的迥异形成的音乐唱腔和表现题材的不同，即美学风格的差异。”[2]清朝焦循认为秦腔“其曲文俚质”，“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3]由此可以看出，秦腔最大特点是自然畅快、深沉浑厚，慷慨激越。三秦大地上的农民之所以视秦腔如生命，是因为他们能从秦腔里寻找到慰藉心灵的良药，这就是血浓于水的秦腔情结。因而在秦地形成了“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粘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的民俗景观。秦腔属于民俗文化中的精神民俗，它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独特表现形式之一。秦腔明清之后在西北五省尤其是在关中风行，它的演出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甚至认为:“听了秦腔，酒肉不香”。秦腔在关中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不可动摇的根基。“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4]关中三千多万秦人沉醉在秦腔中，把它当作超越苦难生活的“圣歌”，秦人在“吼秦腔”的酣畅淋漓的喊叫和宣泄中，使他们贫瘠艰苦生活得以为继。贾平凹在他的散文《秦腔》中对此有过精彩的陈述。他认为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三秦大地的农民更苦，他们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后被埋在黄土里，“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5]秦腔与关中人，要和西凤白酒、长线辣椒、大叶卷烟、牛羊肉泡馍一样成为生命的五要素。秦腔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陕西作家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陕西作家大都有秦腔情结，无论是建国后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还是新时期的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都难以割断与秦腔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关中自古就发达的秦腔给了陈忠实沁入骨髓的文化熏染。1942年，陈忠实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的一个小村子里，是个典型的关中“愣娃”。在《愣娃歌》中生动的描述了关中“愣娃”的精神气韵，“苦乐都把秦腔喊”是关中楞娃的生动写照。陈忠实是很专业的秦腔票友，陈忠实说：“如以时间而论，秦腔是我平生所看到的所有剧种中的第一个剧种，如就选择论，几十年过去，新老剧种或多或少都见识过一些，最后归根性的选择还是秦腔，或者说秦腔在我的关于戏剧欣赏的选择里，是不可动摇的。”[6]陈忠实在创作之余，消遣的方式就是抽雪茄、吃泡馍、听秦腔、看球赛，他的小说《白鹿原》就是他听着秦腔写出来的。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承认对秦腔的着迷已难以中断，在他写《白鹿原》需要歇息时，便端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到前院，听那些百听不厌的堪称经典的秦腔名角演唱的唱段。“有一位评论家在谈及《白》的语言时，说他在文字里能读出秦腔的旋律和节奏。我不知此话是否当真，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却是我当年听秦腔时完全没有料想得到的意外补益。”[7]二、秦腔与陈忠实小说的现代转还在前现代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长辈教育儿孙的内容，大多都来源于戏曲。戏曲甚至超过了正宗的历史典籍，成为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秦人的好多关于人生处世的教育都是通过秦腔来完成的。所以秦腔作为积淀在秦人生命中的“集体无意识”，完成了作家艺术气质的前期塑造。此外，秦腔不仅与八百里秦川浑厚莽阔的地理环境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了陕西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审美需要，所以秦腔一直深受陕西作家的青睐。不可否认，厚重的长安文化确实推动了陕西当代小说史诗性的追求，这主要是作家成年之后有意为之的结果。而作为民俗文化一部分的秦腔在作家的成长中已经润物无声地进入他们的血脉。例如，秦腔给陈忠实和贾平凹艺术上的滋养。秦腔水乳交融地渗透到陈忠实小说中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醇美和厚重。还有陈忠实小说中自觉的乡土意识，自尊和自强的文化精神，对关中儒家正统思想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秦腔的馈赠。汪曾祺说：“中国戏曲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戏曲和文学不是要离婚，而是要复婚。”[8]陈忠实小说和秦腔可以说是完成了文学和戏曲的“复婚”。在某种程度上，秦腔也影响了陈忠实的文化心态，以及小说的美学风格。中国戏曲的曲目，集中表现的是“仁”、“义”两字，以戏文建立和传承的“仁”、“义”，成为浸渍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一点上，秦腔也不例外，秦腔的内容大多是忠孝节义。由此可见，秦腔在三秦大地填补甚至虚拟了“典籍历史”，有多少人甚至在“比附”着秦腔中的人物生活，不得而知。作家将戏曲诗化、写意的空间舞台，搬到小说中，转还了自己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和思考。“秦中自古帝王都”，关中地区自古就有一套传统文化熏陶下的生活习俗，而且从宋代起明显的受到儒家正统思想影响。20世纪的中国，儒家正统思想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走向没落，陈忠实利用小说《白鹿原》在追问，儒家文化有过那么辉煌的历史，怎么就不由分说地没落了。小说《白鹿原》是作家对时代、传统文化、现代性本身进程的合理性反思。这种反思体现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塑造。小说《白鹿原》中白嘉轩是一个以仁义为准则，勤俭持家的封建族长，他以体现儒家思想的乡约治理白鹿村。在小说的叙述中，白嘉轩并没有受过传统文化典籍的正式教育，却与程朱理学的关中大儒朱先生有一种精神上的默契，是因为儒家正统思想对关中民俗风情起到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而秦腔与关中民俗风情息息相通。小说中多次提到白嘉轩吼着秦腔欢快的干活，那么在关中秦腔文化氛围中，白嘉轩自觉形成了近乎先天的品格观念。小说中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悼亡是通过朱先生、白嘉轩的人生遭际、精神困顿来表现的。小说中朱先生的穷途末路、白嘉轩的腰杆被砸断、气血蒙眼的宿命，都预示着儒家文化的衰落。秦腔作为三秦大地与老百姓紧密相关的民俗文化，其热耳酸心、慷慨悲凉的美学风格渗入陈忠实的生命中去，并进而影响了他小说美学风格。小说《白鹿原》苍茫、凝重、悲壮的历史感，深沉的悲壮感，与关中地方浑厚深沉、慷慨激越、血泪交流的秦腔文化一脉相承。在小说《白鹿原》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命运是悲壮的，行为是慷慨的，有秦腔的遗风。最有代表性的是黑娃一生的遭逢变故，白孝文命运的起伏沉降，读来都让人惊心动魄。作家充分发扬了秦腔慷慨激越、粗犷悲壮的风格，这一点也与秦腔崇尚情感的放纵、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具有深度的悲剧性情绪相一致。秦腔在陈忠实的作品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份额，作家利用秦腔表达了一种浓郁的文化眷恋和乡愁。三、秦腔与《白鹿原》的互文关系朱利安·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概念，他将文本称为“镶嵌物”。在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作家将老百姓熟悉的秦腔角色、情节、台词和曲调，嵌入到他们的经验世界，从秦腔这个虚幻的舞台延伸到小说中的现实生活中去。那么，在小说《白鹿原》中，秦腔被嵌入到小说文本中，陈忠实采用或明显或隐含的“戏中戏”叙事结构。显然，小说成为了秦腔文本的镜子，吸收和转化秦腔文本，二者相互参照，彼此牵连。秦腔不仅是三秦大地重要娱乐形式，而且，由于地域的偏狭、封闭和老百姓人生经验的匮乏，使得秦腔构成了关中子弟接触与想象外面世界的基本方式，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审美旨趣、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关中人在表述自我、评述人事和交际时，常常以秦腔媒介的方式进行。在小说开头提到白嘉轩新娶的媳妇卫老三家姑娘时，将她比作《五典坡》中苦命的三姑娘王宝钏。将白嘉轩第六房媳妇胡氏称为秦腔《游龟山》中美貌无双的渔女胡凤莲。在第十三章白灵和鹿兆海亲吻时描述白灵的感受：“她的身体难以自控地战栗不止，突然感到胸腔里发出一声轰响，就像在剧院里看着沉香挥斧劈开华山那一声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