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父母·民賊·民傭：亂翻古人筆記

2026-02-15 14:15:02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作者：听风堂主父母官之称源自“召父杜母”的典故。《汉书·循史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为政勤勉有计谋，劝民农桑，“好为民兴利”，“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被当地人尊为“召父”。《后汉书·杜诗传》载，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南阳郡新任太守杜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任内造水排、铸农器、治陂池、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被当地人尊为“杜母”。“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州县地方长官被尊称为“父母官”便这样传了下来。古时州县长官，也真还有些是可视之为民父母的。《梦溪笔谈》载，鄂州崇阳县“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张姓知县“令民伐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至嘉佑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茶租最少，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农人有“入市买菜者”，知县召来劝谕说，城里的居民无地种菜，买菜吃是没有办法，“当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而且毫不客气地“笞而遣之”，后来当地农家“皆置圃”，并且把一种菜取名“张知县菜”。这张知县，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有点严父的味道？康熙二十九年，皇帝下诏“察举廉吏”，一共表彰了4个县令，嘉定令“陆陇其”是其中之一。清吴炽昌《客窗闲话》、清钱泳《履园丛话》、清龚炜《巢林笔谈》，都记载有陆的事迹。陆断案时，“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境内渐成无讼之风”。当地有强盗要入境抢劫，陆“戒吏民无动”，“骑马入盗中”，“谕之曰：‘尔等皆良民，迫于捕逐耳，今令来，欲与尔等共为善，能自新乎？各散还家，贳汝罪；否则，官军至，无遗类矣。’”强盗们“流涕蒲伏曰：‘公真父母，死生唯命。’”境内有一刁民拖欠税款，骗陆说把女儿卖了再来缴，陆“闻言流涕，戒勿鬻，取俸代完”，结果“众怒其（刁民）诈，兢殴之几毙”，“自是民间输纳恐后”。这陆县令，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有点慈母的样子？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第四卷载有“刘公绸”、“陈公绸”的故事。“康熙间宁羌牧刘君从山东雇人至州，教民养山蚕，织茧绸，陕省蚕桑之利，由此肇兴也。”时陕西人便将所织茧绸称为“刘公绸”。“黔省土瘠民贫，惟遵义一府，农蚕并行，生计较裕。自乾隆中，山东历城人陈君来守是郡，见其地青棡树即山东之槲栎树，其叶可饲山蚕，乃捐俸遣丁至山东买取茧种，访觅蚕师，广为教导，期年有成，至今利赖。”所织是谓“陈公绸”。这刘陈二公，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一副埋头为儿女谋福的忠厚父母形象？可是，官民之间与真的亲子之间的关系，却是有本质区别的。亲子之间有天然的、无法割裂的血缘联系，而官民之间的联系是“人为”的：直接来看，官是皇帝老儿给民派来的，稍远一点说，中国古代的官都是统治阶层所种武力之树结的一粒果实。这样的关系自然是可以割裂的。正因如此，官们背上背着皇帝老儿，背后靠着武力那棵大树，其实想视民如子便视民如子，不想视民如子，便完全可视民为钱袋或者羔羊。《巢林笔谈》卷四《见利忘害》篇的内容，可作为官民与亲子关系之大异的极好佐证：“乾隆二十九年，诸暨令黄汝亮之重征，五十一年平阳令黄梅之苛敛，俱因其子素预公事，见利忘害，以致身干重辟，子亦罹刑。”看看，官与子一起“见利忘害”，所“重征”、“苛敛”之对象，当然是民了。民贼，从来就没有少过。仅《巢林笔谈》所记，顺手就可录如下两则。《县令好蝶》篇载，明朝时如皋县王姓县令“性好蝶”，断案后需要以“笞罪”处罚的被告，只要“输蝶”给他，就可以免除处罚。原告岂不气结？《官僚疾赈》篇载，雍正十年秋，大概是台风侵袭，“沿海居民漂没无算”，灾民跑到城市，“或聚于书院门外，枕藉而死者十八九”，“好义之士稍稍赈施”，不料却“拂长官意”。官们认为，灾民死了“与官无累”，“赈施”却让灾民“久羁”城里，使官受累。这种官，哪里还有人性？清张集馨在不少地方担任过各种地方官，所著《道咸宦海见录》，记下的民贼“事迹”更为详尽，有的真是闻所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