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音樂的新發展

2025-02-10 19:15:02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南边陲民族就创造出了震惊中外学者的“蛮夷系铜鼓文化”；秦汉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杂技乐舞传入中原，为当时流行的百戏艺术增添了奇异光彩；隋唐时期，音乐舞蹈艺术的辉煌成就，是中原乐舞与少数民族乐舞相融合的结晶；宋元以后，各民族传统音乐舞蹈在各地淳厚的乡土民俗文化环境中继续发展；至明清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便步入到了它的全面繁荣阶段。　　群聚赛歌对歌，是中国少数民族民歌演唱形式上的基本特点。明清时期，各民族歌会之风盛极一时，每逢年节、圩期，男女老少就聚集在一起对歌唱曲，人数少者几十上百，多者可达万人以上。在西北地区，每逢夏历四月或五六月，土、回、东乡、撒拉、保安、裕固等族群众，都要定期举行“花儿会”。“花儿”也称“少年”、“野曲”和“山歌子”，是山歌的一个种类。会期到来之时，成千上万各族歌手云集“花儿会”，赛歌对曲，连续数日不断，场面极为壮观。在广东、广西壮、瑶等族居住区，一年中有许多聚会唱歌的会期，传说这与“歌仙刘三妹”有关。壮、瑶等族群众崇奉歌神刘三妹(也称“刘三姐”)，视刘三妹为造歌之母。清屈大均(公元1630—1696年)《广东新语》记载有关于她的故事：刘三妹，生活于唐代。她极善唱山歌，常年来往于两广各少数民族居住区。一日，有白鹤乡少年与刘三妹对歌，壮、瑶各族喜歌者闻讯蜂拥群聚围观助唱，人数多达几百层。两人赛歌七天七夜不断，最后居然化为巨石永立歌场。各族群众无不崇敬，便奉巨石为“歌仙石”，奉三妹为歌仙，年年聚会唱歌祭祀他们。迄今壮族盛行的民俗音乐活动“歌圩”，据说就是这类群聚赛歌习俗的遗存，民间至今还在传唱着“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妹亲口传”的山歌。清李调元(公元1734—？)编辑的民歌集《粤风》，就收录有不少壮族和瑶族的山歌唱词(图43)。

　　图43《粤风》书影(清)　　正当汉族音乐在明清时期进入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鼎盛阶段时，边疆少数民族音乐却仍处于以歌舞音乐为中心的黄金时代。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以“木卡姆”为代表的古典歌舞音乐盛极一时。木卡姆渊源于龟兹乐，它的结构形式属于套曲，每套由歌、舞、器乐综合而成。木卡姆发展至近代已积累有12套之多，故一般统称它们为“十二木卡姆”，这12套歌舞乐大曲的名称是“热克”、“且比亚特”、“木夏维热克”、“恰日朵”、“潘吉朵”、“欧孜哈勒”、“埃介姆”、“乌夏克”、“巴雅特”、“纳瓦”、“思朵”、“依拉克”。在西藏地区，一种藏语称为“囊玛”的民间歌舞在八世达赖强白嘉措时期(公元1780—1804年)兴起，它主要在民间音乐歌舞业余组织“囊玛吉都”中传播，也是歌、舞、器乐综合性表演艺术，其歌唱有独唱和重唱，其器乐伴奏有独奏、重奏和合奏。乐器使用扎年琴、扬琴、笛子、贴胡、藏胡琴和串铃，具有藏汉音乐相结合的特点。在西南地区，苗、瑶、侗、彝等民族的古老芦笙乐舞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其中苗族称这种乐舞活动为“跳月”，是青年男女极为喜爱的民俗音乐活动之一。清谢圣纶《滇黔志略》(1763年序)记载：苗族男女青年跳月时，“择平壤地为月场，鲜花艳妆，男吹芦笙，女振响铃，旋跳歌舞”，热闹非凡。所用芦笙有大、中、小等多种，合乐之时，声震林木。清刻本《广舆胜览》中绘有《跳月图》一幅，两男两女正在一起跳芦笙舞(图44)。在云南彝、白族地区，节日聚会时非常喜好“打歌”。“打歌”又称“跌脚”、“踏歌”，是一种歌舞形式，表演时参加者围成圆圈边唱边跳，有的还用芦笙和笛子伴奏。清桂馥《滇游续笔》(公元1813年刻本)所说“男女相会，一人吹笛一人吹芦笙，数十人环绕踏地而歌，谓之‘踏歌’”就是这种乐舞。今存云南巍山文龙亭清代壁画《打歌图》，就是这一乐舞形象的生动记录。

　　图44《跳月图》(清)　　此时期各少数民族乐器在文献中也较以往时期有了更多的记载。在北方蒙古族地区，蒙语称为“胡兀儿”的拉弦乐器四胡和称为“潮儿”的拉弦乐器马头琴，业已发展成为独奏性能较高的乐器，蒙文著作《成吉思汗箴言》就赞美了这两件乐器的“美妙乐奏”。今传四胡曲《八音》，马头琴曲《朱包烈》等，就是明清时期蒙古族艺人传承下来的作品。另外远古时代产生的舌簧乐器“簧”(口弦)，至明清时早已在汉族地区绝迹，但各少数民族地区却仍然有口弦在民俗音乐活动中流传(图45)。清余庆远《维西见闻记》(1770年序)详细地介绍了纳西族和白族(那马支系)使用的竹制拉线式单簧口弦和指弹式三簧口弦，并称白族那马人“皆以筒佩之，弹以应歌曲，弹者身舞足蹈而与歌合节。”其他还有采用古老乐器伴奏兼作道具的“长鼓舞”、“铜鼓舞”、“古瓢琴舞”、“弦子舞”、“象脚鼓舞”、“杵乐”等，也分别在瑶、朝鲜、壮、佤、布依、苗、彝、傣、布朗、高山等族中流传。它们作为有关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和标志，迄今还在民俗音乐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