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安畫派引發的現實思考

2024-10-08 14:45:01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卢禹舜书画作品□卢禹舜在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各种西方文化思潮的引入，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是经历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消费主义”大潮的洗礼和解构，一切对意义、思想、美、传统、价值等的追求和终极追问都受到了质疑和消解，代之以无深度、平面化、碎片化、拼贴、娱乐化等追求当下快感的做法的风行。在绘画领域具体表现为：盲目丢弃传统，盲目西化，一味追求形式“创新”，忽视精神性、内美性的追求等。前一段时间，我重新品读了“新安画派”的一些作品。“新安画派”是传承中国绘画理论，在实践中推陈出新的典范。他们讲传承、重人文、师自然、求创新，在中国绘画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发现那种由对现实和传统的独特理解而创作出的完美的人文精神作品，即使经过二三百年的时空文化沉淀，还是那么地新鲜、隽永和感人。这不得不令我心生景仰，由衷地潜下心来虚心研读。而当我静心揣摩先辈遗留下来的这些艺术遗产时，我就更比照出当下人们在对传统文化认识上的肤浅和浮躁以及中国当代一些绘画缺少内涵、缺少学养、用笔粗糙、气息庸俗、远离生活和心灵的现象。比如当前中国画创作中的“制作风”和“矫饰风”：一些作品尤其是青年画家的作品，轻视对传统文化的综合吸收，轻视对内涵和内美的追求，修饰的味道比较浓重，充满匠气；一些作品以形式炫目为追求目标，并自诩为“创新之作”。这种单纯为技而技、为表现而表现的艺术和艺术观念，对于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危险，也是十分有害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绘画理应有中国之传承、中国之精神和中国之气派。林风眠先生曾在《中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中讲到：“西方艺术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结果倾向于写实一方面；东方艺术是以描写想象为主，结果倾向于写意一方面。”这实际已道出了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最根本的区别，即中国绘画强调个人精神的释放以及综合文化修养的融合，讲究表情达意，画人、画物讲究“神”，呈现画面讲究趣味感和意象美、讲究表达意境，呈现出画家真实的内在审美。这种人文化、浪漫化的表现理念，归根结底是我们民族先辈们认知世界和表现世界的哲学观的体现。东坡先生“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观点足可解说中国画何以注重以心灵顿悟来超越现实的形式约束。这比西方后来所谓的“印象派”大师莫奈、马蒂斯、凡·高等要早上好几百年。再以“新安画派”为例，明清之际，“四王”诸家一味摹古，抄袭前人。画家失去了对真山真水的实际感受，没有了生活气息。在这种艺术氛围之下，“新安画派”却独树一帜，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对古徽画的画法和画风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的改进，冲破了古法的藩篱，转向师法自然，创造了新的技法，进而形成了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产生重要影响的美术流派，代表性画家有渐江、汪之瑞、孙逸、查士标等。他们既宗法倪云林、黄公望，又自辟蹊径，自成一家。“新安画派”不但把中国的山水画从低谷推向了新的高峰，而且还为中国画坛推出了一系列名重一时的画家。据徽州地区的文献记载，明代就有165位画家，明至晚清有847位画家，主要由徽州区域的画家群或寓居客地的徽籍画家组成。他们归隐山林，师法自然，与大自然特别是与黄山融为一体，抒写胸中丘壑；从大自然本身获得范本、摄取神韵、揣摩技法，以求创新和画风、意境的超越。他们的画风有的浑沦秀逸，有的情韵连绵，但共同之处都是善用笔墨。他们貌写家山，借景抒情，表达自己心灵的逸气，以黄山之品格、黄山之精神反映自我品格、自我精神。由于画派的领袖人物多是明朝遗民，讲操守、重气节、绝仕途、断尘念，在画论上也更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具有鲜明的士人逸品格调。概括来说，“新安画派”对待传统，能够取各家各派之长；对待现实，能够以自然为师，并将自然的丘壑融变为画家自己胸中的丘壑，再以精湛的技巧表现为纸上的丘壑；对待世俗，能够具有超凡脱俗的心理，远离功名利禄，专心作画，如石涛所说“人为物蔽，则与尘交；人为物使，则心受劳。劳心于刻画而自毁，蔽尘于笔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损无益，终不快其心也”(《苦瓜和尚画语录》)；对待表现，他们重视“画自心生”的个人感受。他们认为画家只有真实地感受到绘画对象的存在并对它深入地了解，从个人内心出发，“深入其理，曲尽其态”，才能达到使“一画尽收洪蒙之外”的功力。综上，反观当代中国画坛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是风格不多、创新不够、技术不佳，而是普遍性的精神苍白和远离生活与心灵。如今中国的写意画正在背离中国的传统写意精神，刻意繁复、矫饰堆砌的所谓“写意画”充斥着我们的眼球，致使作为中国画核心语言的笔墨仅成为塑造形体的一种手段，丧失了应有的独立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