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魏晉唐隸書之演變

2024-05-10 19:15:01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昔传章草起于汉，而前人每为驳说，今观隶之潦草，即后世草书之滥觞，渐成新体，本不能定指何人为创作之祖也。东汉碑刻无美不臻，而熹平石经更工整精美。学书者各趋所好，原不可执人人而使强同。兹择其可寻变化之迹者，亦演进之概要，又选其可为临摹楷范者，亦八法之准绳。分隶之殊，初无的解，其实分隶未必果二体也。隶之初出，本因篆书难成，吏不能记，程邈作隶，趋简便也。今所见秦时度量咸刻诏书。存世既有如此之多，则当时镌刻匆遽之状可想见矣。然亦工拙不同，有极似篆体惟转折处方而不圆;有极端潦草、大小不匀、行款不一者;甚至有横不平竖不直者。然铭功勒石则仍用小篆。汉承秦后法简文省，书刻不多，故专精者与时俱进。今传世西汉金石极少，有之亦与秦刻甚似。至甘肃、新疆发掘所得之竹木简册，则边鄙吏卒之书，工者甚少。然渐进之迹不难概见。昔传章草起于汉，而前人每为驳说，今观隶之潦草，即后世草书之滥觞，渐成新体，本不能定指何人为创作之祖也。东汉碑刻无美不臻，而熹平石经更工整精美。学书者各趋所好，原不可执人人而使强同。兹择其可寻变化之迹者，亦演进之概要，又选其可为临摹楷范者，亦八法之准绳。乙瑛碑此鲁相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之碑也。汉永兴元年立。何人书不详，无额，在今山东曲阜孔庙。《集古录》云：“元嘉元年吴雄为司徒;二年赵戒为司空，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隶释》云：“汉代文书式，此碑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国，二也;郡国上朝廷，三也。钟繇以魏太和四年卒，去永兴七十八年，图经所云，非也。”碑文“给犬酒直”，《两汉金石记》以为非“犬”字乃“發”字，未免迂回。此碑为学汉隶之第一碑。然近拓细瘦已甚。旧拓者，以故事辟雍，“辟”字存画之多寡为年代远近之佐证。先君所藏捐赠故宫者，即传世最古之本也。礼器碑汉永寿二年立，凡十六行，行三十六字，在曲阜孔庙中。《集古录》云：“霜月之灵，皇极之日，莫晓其义，疑是九月五日。”《两汉金石记》云：“并官氏圣妃，《集韵》、《韵略》诸书及《元和姓纂》皆不收此姓，惟《古今姓氏书辨证》有并官复姓。注引孔子娶并官，生伯鱼。《隶辨》、《金石文存》皆以并为是。国学、江宁府学、元明封诏碑皆书并”。作“兀”、作“开”者皆误。《两汉金石记》又云：“碑字别体。《礼记正义》希，慕仰之义。土仁，處土，皆是士字。以粮为糧，以苻为符，以颕为颍，以为仲，以六为卞，以为彪，以为皋，以为戚，皆假借通俗之渐也。”此笃论矣。《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云：“逴，即卓尔也。以什言教，十言也。”《金石萃编》云：“九头，九头人也。”《隶释》以“其文杂用谶纬，不可尽通”，故亦不详释矣。邓荪洲时跋云：“汉隶结体不一：有方整者，有疏散者，有谨密者，有纵肆者，有肉好圆美者，有骨节毕露者，有肃穆威重者，有澹远闲静者，有朴拙无姿致者，有奇怪不可名状者，韩敕碑皆兼有之。诚书家之极则，金石之神品也。”《校碑随笔》勘出古拓异同处，尚未精审。今按最旧拓本“卓越绝思”四字皆未甚损，“绝思”二字间只有小圆孔，上下不与字连。王文敏懿荣及先外祖张邵予先生藏本皆如此。王孝禹瓘本，石损处上连“绝”字末笔，“思”字右肩尚未侵及。邓时、翁方纲跋本已影印行世者，“绝思”二字已通，惟右方尚有墨线二三分，未与前行通连。最古拓本，陶元方三百的“百”字，白之右直亦与石损处不连。碑阴：辽西阳乐张普仲坚二百，“二”字下画左端不损。处士鲁刘静的“鲁”字，有细纹而未损笔画。弓如叔都的“都”字上石花甚小，仅阝旁侵及，者旁无损。鲁曹悝的“悝”字，里旁中直与石花不连。左叔虞二百下有“河洛”二小字。又精拓本则“熹平三年左冯翊阳项伯修来”十二字可见。碑阴，山阳金乡师曜奴崔敝子等七人所作一行，翁覃溪以为是书碑者姓名也。西岳华山庙碑碑汉延熹八年立。石久佚。今存世墨拓止三本有半，皆有影印本。汉碑不著书者姓名，此云郭香察书者，《隶释》以为“察他人之书”，是也。今按此碑误字甚少，则他碑之误字多，皆因无察书者之所致，然费乾嘉以来诸老之笔墨多矣。汉人有知，或不免抱歉于九泉也。史晨碑碑阳名“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凡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刻于碑阴，名“鲁相史晨飨孔庙碑”，止十四行，行亦三十六字，在曲阜孔庙内。《山左金石志》云：“碑下嵌置趺眼，向来拓本难于句读。乾隆己酉，何梦华将有字处凿开，全文复显。”《两汉金石记》则以为“乾隆丁酉，曲阜孔孟命工人举而起之”。未知孰是。《隶释》云：“前碑载奏请之章，后碑叙飨礼之盛。字画亦大小不等。”按此碑与乙瑛、礼器同为孔庙中最烜赫之迹，而善本最难得，惟嘉定徐郙藏本为旧，然拓工不精，涂抹亦不免。外祖张邵予先生藏本，春秋行礼之“秋”字，左上角已贴近石花，尚未损及。较徐本略晚而拓工精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