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和他的《大唐西域記》

2025-06-11 16:15:03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在经历了十六国南北朝长达300年之久的分裂之后，隋唐重新统一全国，建立起强大的封建集权王朝。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获得空前的发展，佛教在统治阶级扶植下，也进入鼎盛时期。　　隋文帝取得政权后，改变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转而大力恢复和发展佛教。他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各地兴建寺院、佛塔，广度僧尼，组织佛经翻译。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由于隋文帝的提倡，“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又据载，杨坚幼年时受尼姑智仙的养育，故即位后着意复兴佛教，并说：“弟子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广弘明集》卷一九)这当然是神化自己政权的说法，不必定信。实际上，隋文帝复兴佛教，更有收揽人心、招致流民归土等政治经济原因。与此同时，隋文帝更重视传统儒学的复兴。他接受历代帝王崇佛或废佛的经验教训，力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调和三教思想的统治政策。　　隋炀帝在历史上以暴君著称，为了掩饰自己的凶残面目，他也充分利用佛教。他在为晋王时，曾请高僧智顗为自己授菩萨戒，尊智顗为“智者大师”。即位后，他亲自作《发愿文》，表示皈依佛教，文中自称“菩萨戒弟子”。　　在佛教政策上，文帝和炀帝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要求佛教对王权负责。文帝认为，他是以“人王”的身分来提倡佛教的，所以佛教应有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为国行道”。他在给智顗的敕书中，明确要求“宜相劝励，以同朕心”，即不允许佛教与王权离心离德。炀帝在尊崇智顗的同时，特别提醒他要“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国清百录》卷三)，即必须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以维护王权的统治。　　唐代帝王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很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进行考虑的。随着道教势力的不断壮大，唐朝统治者及时总结历史教训，在佛、道关系上有意识通过儒家予以调和，消融矛盾。这样，在唐朝，一方面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协和一致。这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已进一步成熟，从而为宋代理学的形成做了准备。　　唐初，太史令傅奕曾一再上疏，要求罢废佛教，唐太宗曾一度根据傅奕和道教徒们的要求，下令精简僧尼。但是，其后不久，他又说：“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上)意思是说，从宗祖立朝的角度考虑，道教在先；若从对社会的宣传效果看，佛教应居上。唐太宗的佛、道并重方针后来为唐王朝大多数统治者所采用。在他们看来，佛、道都有不可取的一面，又有可以借用的一面。就可借用的一面说，佛教有助于“治化”，即发挥它的教化民众的作用；道教则可以神化宗祖，抬高皇室，打击旧士族势力。　　说到唐代佛教，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唐僧取经”的故事。其实，《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是小说家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与历史上的“唐僧”玄奘有很大的不同。　　玄奘(公元600—664年)，通称“三藏法师”。俗姓陈，名袆〔hui灰〕，洛州缑〔gou勾〕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5岁出家，曾游历洛阳、长安、成都等地，求教于名师。鉴于当时佛教各学派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矛盾看法，佛教经典中也有不尽统一之处，使人难以理解，他便决心西行求法，以释心中之疑。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离开长安，孤身孑影，踏上西行征途。经姑臧(今甘肃武威)，出敦煌，取道今新疆、中亚地区，历经西域16国，九死一生，行程数万里，进入了北印度。又经10余国，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入当时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从著名佛教学者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等瑜伽行派重要经典。玄奘在这里勤奋学习，五年内取得优异成绩，深受印度佛教学者的敬重，待以上宾之礼。此后去印度各地游学，参观名胜古迹。四年后重回那烂陀寺，应戒贤之请，为寺众成功地讲解《摄大乘论》等经典。从此声誉日高，其地位仅次于戒贤，其学问则高于戒贤。　　在那烂陀寺，他曾与佛教以外的印度各学派论师展开辩论，每次都获全胜。当时统治中印度的戒日王，久闻玄奘的才学，特地为他在曲女城召开无遮大会，邀请印度各国国王和佛教学者、婆罗门学者5000人出席。玄奘在大会上宣讲大乘教义，发表见解，18天内竟无一人敢于提出异议。为此，他获得了“大乘天”(大乘佛学最高权威)的荣誉称号。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谢绝一切友好挽留，满载着荣誉和友谊，返回故土长安。他带回大、小乘梵文经、律、论520夹计657部，以及许多佛像。　　玄奘西行的非凡经历引起了唐太宗的重视，将他召往洛阳，并劝他还俗辅政，担任朝廷高官，但被他婉言辞谢。于是唐太宗只好命他住长安弘福寺，主持佛经翻译工作。从贞观十九年五月至龙朔三年(公元663年)，19年间，玄奘先后在弘福寺、大慈恩寺主持译场，译出经、律、论73部1330卷(一说75部1335卷)。他的译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空前的。　　玄奘的翻译，代表了译经史上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