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儒學的“經道合一”論

2024-03-25 10:15:01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作者：汪学群倡导“经道合一”是清初儒学的基本特征。所谓“经”指儒家的经书，包括围绕经书而进行的考证、辨伪、辑佚、训诂等，“道”指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包括人文社会政治等思想。“经道合一”的提出，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针对宋明理学发展到晚明以来“经”“道”分离这一客观现实而发的。经道分离使“经”本身变成纯粹的八股制艺之文。明成祖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胡广等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以宋元人经说为本，排斥汉唐注疏，由朝廷颁布天下，作为八股取士之圭臬，使“经”与八股相结合，变成制艺之文，成为士子的制举手段，“经”日趋僵化。顾炎武对此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日知录》）。“道”本来包括“内圣”与“外王”两方面，经道分离使其内圣的属性逐渐走向空疏，发展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不学无术，“满街皆圣人”的局面。也使作为“外王”的社会政治功能丧失殆尽。汉以下，儒学与统治者的政事联系在一起，并指导政治。明末以来，“内圣”与“外王”的疏离，使儒学失去了对政治的指导作用，加之内忧外患，最终导致国破家亡。面对“经”“道”的割裂，明代中叶以来一些学者给予批判，并初步提出“经道合一”的思想。罗钦顺主张对于理学的“性即理”、“心即理”诸“道”，应“取证于经书”（《困知记》）。杨慎把“经”与“道”的关系比喻为“椟”与“珠”、“筌”与“鱼”的关系，正如无椟不能买珠，无筌不能得鱼一样，它们应该密不可分。归有光强调“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归有光集》），明经即明道，离经则无以见道。承明人的倡导，清初儒学十分关注“经”与“道”的关系问题。他们论述的视角虽然不尽相同，但使“经道合一”思想更加明确、系统。钱谦益说：“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初学集》）。方以智主张“藏理学于经学”（《青原山志略》），顾炎武提出“理学，经学也”（《亭林文集》）的命题。在这里，理学即道，经学即经，经与道一致。顾氏还对“道”的内容做了说明：“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此语源于《论语》，道由经出，体现了经道不分离。朱之瑜提出：“书理只在本文”（《朱舜水集》），亦即道不离经，对经本文认真下功夫，其中道理自然会体悟。黄宗羲强调为学必先穷经。吕留良认为，“士必通经博古，明理学为尚”（《吕晚村文集》）。“经道合一”论意义在于：第一，考证与义理的统一。经文涉及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等，必须依赖考据才能弄懂，同时又含有微言大义，这就需要掘发义理。因此考据与义理是相辅相成的。第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内圣”偏重修己，涉及性与天道等，“外王”指治人，涉及社会政治等，它们也是相互统一的，“内圣”必须开出“外王”，经世致用才是归宿。第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一致。所谓一致非等同，因为事实与价值有区别。相对而言，对经本文的考据、训诂，由于其寻探的对象是史实，必须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属事实判断。对大道的阐发，由于其研讨的对象是思想，则离不开诠释主体的观点、立场，属价值判断。正是由于这一点，不同时代人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把自己的观点注入其中，赋予儒学时代的特色。而后人又根据其中折射出的思想火花进一步加以诠释，使儒学具有永恒的魅力。提出“经道合一”，意在矫挽明末经学空疏之弊，由于受明清之际社会剧变，以及学术自身的影响，使儒学学风发生演变。首先，由对“道”的重视，向实用经世方向演变。清初诸儒在以武力抗清失败后，不约而同地转向著书救世，总结明亡教训，阐发通经致用思想。对“经”的具体研究，也体现经世致用的用意。一些儒家或讲学，或办书院，通过实践，希望来实现自己的经世主张。经世致用由于时代的影响，具有一种鲜明的社会批判、反抗色彩，其救亡与忧患的意识，跃然于纸上。其次，由对经本文重视，向通经学古、考证辨伪方向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