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舉要——儒卷》序

2024-11-10 10:30:01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儒学是“国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构成“国学”核心内容的部分，这一点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何谓儒学?儒学之“学”与所谓儒道之“道”、儒教之“教”又有什么关系?这类问题历来有争论，近现代以来更有甚，而且至今没有结论。本书是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呢?在这里简单地作一交代。

在历史上，对于儒家学派及其学说，确有“儒学”、“儒道”与“儒教”的不同称谓或提法，但是并没有就称谓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辩论，只是在儒、道、佛之间进行过学说内容的辩论。自从西方耶稣教(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后，才真正开始了儒学是不是宗教的辩论。进入近代以后，更有将儒学、儒教区分开来的趋势。比如康有为要建立孔教，便将孔子学说当作宗教学说来看待；洪秀全反对孔子，也是从宗教的立场上反孔的。与此相对立，胡适提倡科学，便将孔子和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或学问来研究，他的考据学方法更是将这种研究引向文献考证、文字考释的所谓纯学术的道路，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将这种学问看成是真正的“学术”。甚至在西方，传统的“汉学”研究也与这种方法有关。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学者将儒学视作人文关怀、人文价值的传统学说来研究，不管从哲学、伦理学、美学或教育学等方面进行研究，都离不开它的人文主义精神或本质。这应是当前研究儒学的主流，我们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研究并撰写《儒卷》的。

但是“人文”这一概念，范围很宽泛，涵义也不确定。中国古代就有“人文”这一概念，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或“人文主义”，确实与古代的“人文”精神有内在联系，但又有新的发展，因为我们生活在现时代，不能离开现代的文化背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就是从这个文化背景出发的。更何况“人文主义”一词就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但是虽然如此，儒家的人文主义同西方的人文主义却大不相同，正是这种不同，显示了儒家学说的特点。今日研究中国传统学说，包括儒家学说，必须在中西比较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但又要避免用西方学说的观点和方法套解中国的传统学说，我们应当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下充分发掘儒家学说的精神意蕴。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即既要使用西方的名词、概念(经过翻译)，又要与西方思想相区别；这难道是可能的吗?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当我们使用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某些名词、概念解释传统儒家学说时，这本身就意味着二者有某种“共性”；但这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限制的，我们必须说明，在什么意义上是共同的，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同的，对于这种不同，必须从内涵上加以说明，给出明确的介说。这不仅是中西互相解释(冯友兰先生语)，而且是互相对话。这种“对话”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有共同的本性，因此有共同的问题，但是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就构成中西文化的不同特点，可谓“同中之异”。

我们所理解的儒家人文主义，主要是从哲学上说的，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哲学。尽管有人认为儒家没有哲学而只有伦理，甚至连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也没有，而只有实用伦理或政治伦理；但我们认为，儒家固然有比较丰富的实用伦理，同时又有不同于西方的德性伦理学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哲学。不仅如此，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还有浓厚的宗教精神，称之为“人文主义宗教”亦未尝不可。所谓“宗教精神”，是指儒学中具有超伦理超理性的形上内容，它既不是西方式的宗教伦理，即在某一宗教律令下的伦理学，也不完全是伦理宗教，即直接建立在某种伦理之上的宗教，它是宇宙意识下的伦理，或超伦理的宇宙意识。这种宇宙意识亦即是关于“天”即“自然”的学说，所谓“天命”、“天德”、“天道”、“天理”等思想都是对这一学说的进一步解释与发挥，其核心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论。它与西方的本体论即实体论又是不同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本卷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关于“儒学”与“儒道”之争，主要涉及到所谓“道统”的问题。“道统”之说虽然由唐朝的韩愈首先提出，并与“佛统”相对立，但是“道”与“学”的区别尚不明显，韩愈的“文以明道”实际上包含着学与道的关系。宋朝的“道统”之争，主要是争儒家的正统，但已有排斥儒学中的“非正统”的意味。当代新儒家有所谓“新程朱”与“新陆王”之说，那只是儒学内部的事情，但是牟宗三先生特别提出“道统”与“学统”的区别，却另有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