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無爲而治”思想的合理內核

2024-11-05 14:45:02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人们通常将道家的思想概略地表述为顺其自然，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则是这一思想在国家社会管理上的主张。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是怎样提出来的？这一主张的真实内涵是什么？管理者要怎样才能做到“无为而治”？这一主张有没有其合理内核？判别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是评价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要求，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无为而治”思想的提出《道德经》共81章，5000余字。其中，第2、3、10、37、38、43、48、57、63、64等章都用了“无为”一词，有许多章虽然没有使用“无为”一词，但也阐述到“无为”思想。可见“无为”思想在《道德经》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道德经》强调“为无为，则无不治”（第3章），但并没有直接说“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提法是孔子说的。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但“无为而治”的确是老子的主张。或者可以认为，孔子讲的“无为而治”本来就是对老子思想的概括。“无为而治”是老子国家社会管理思想的中心内容。对这一思想，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教学用书基本上持否定的评价。以往的评价的标准首先是按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是劳动人民的思想、进步阶级的思想还是反动阶级的思想“划线”，然后各种思想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也就定论了。这样来评价文化传统经典中的思想，其科学性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例如，《道德经》第53章说那些统治者“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夸。”（“朝庭宫殿豪华却十分腐败，农田己荒芜，仓库己空虚，官服却很华丽，官员佩带锋利宝剑，美食也己食厌，个人财产多得用不完。此类人只能称为盗魁贼首！”）如此痛骂统治者，还说“无为而治”思想表面上是对统治者贪得无厌提出批评，要统治者少点欲望，实际上是为行将灭亡的奴隶主统治者总结一套保持统治地位的统治术。这样的分析能令人信服吗？那么，《道德经》痛骂统治者，是不是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呢？也不能这样简单地下判断。将文化遗产套在阶级对立的一分为二框架中去评价，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要对“无为而治”思想作出恰当的评价，首先要抛开以往不科学的评价标准。其实，“无为而治”是老子认为治理国家社会的正确方法，即《道德经》第8章说的“正善治”。要做到“正善治”，就必须“无为而治”。至于《道德经》何以特别鲜明地主张“无为而治”？则要从老子所处的社会现实和他特殊的社会地位去分析。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卒于公元前500年，曾做过周朝的史官。那个时代，按孔子的描述，是“礼坏乐崩”，也就是天下大乱。江瑔《读子卮言》中有《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一篇，谓：“上古三代之世，学在官而不在民，草野之民莫由登大雅之堂。唯老子世为史官，得以掌数千年学库之管钥而司其启闭，故《老子》一出，遂尽泄天地之秘藏，集古今之大成，学者宗之，天下风靡，道家之学遂普及于民间。”当史官的，掌管图书资料文秘一类的事情，对历史特别熟悉并颇有研究，属于“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士”）的阶层的人物。上层统治者在那里争权厮杀，下层百姓有苦难言，唯独这个阶层的人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且博古通今，了解社会现实却又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在思想领域思考和发议论，成为时代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的承担者。《道德经》中多处论到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关系：“民之饥，以其上（此‘上’字，帛书《老子》甲、乙本均作‘取’）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与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75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4章）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昏乱争斗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局面怎么办？在《道德经》第57章中老子清楚地作了回答：“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大意是：我为什么主张无为而治？就是因为我本来主张“以正治国”，但现在的治国者自以为是，搞了那么多戒律、条例、禁令、法律和刑罚等等，这些东西越多，百姓越是无所适从，或越有空子可钻，结果是越治越乱。其实，有许多事情老百姓自己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我主张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以无事取天下”。）如果说提出无为而治有什么价值标准的说，那么正义就是这一主张的价值标准（“以正治国”）。怎么能达到正义就怎么去治国，无为而治最能达到正义，所以无为而治是最好的治国方法。这里其实没有什么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的问题，有的是“士”（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主张公平正义的立场。二、“无为而治”思想的内涵关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以往普遍的理解是一种“消极”的主张。从字面上讲，“无为”就是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可见是一种“消极无为的政治态度。”认真体悟《道德经》，不难发现，这样理解无为而治甚为偏颇。无为而治作为一种国家社会的管理思想，是建立在老子的“道”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43章）这里老子说得很清楚：我为什么知道“无为”很重要呢？就是因为“无”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这也就是《道德经》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7章）可见，要领悟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内涵，首先要深入理解“无为”一词中的“无”的含义。　　在老子的哲学中，“无”并不是一个用来说明“什么都没有”的概念。“无”本身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无，名天地之始”（第1章），“无有入无间”。“无”这种力量不仅创生万物，而且在任何事物中都起作用。老子说：“有无相生”（第2章），而在有无相生中，无的作用更大，因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0章）在这里，我们不妨将老子的哲学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作一简单的比较。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逻辑起点是“有”，其第一个“正、反、合”是有、无、变。老子哲学的逻辑起点是“无”，强调的是无和有的对立统一。在以“有”为起点还是以“无”为起点上，老子的哲学和黑格尔的哲学是不同的；但在“无”是一种伟大的力量的看法上二者则是共同的。“无”既然是一种伟大的力量，那么“无为”也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伟大的作为。或者说，“无为”并不是对“为”的简单否定，而是必须看到，“无为”本身就是一种“为”。对于“什么都不做”，《道德经》是用“不为”这个概念来表述的。这也就是说，“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为无为”。正因为“无”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所以“为无为”才能达到“无不治”的效果。这里说明，如果说“无为而治”的“治”指治理、管理，属于管理学的范畴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将其放在哲学范畴中，才能准确地理解管理意义上的“无为而治”的内涵。“无为而治”中的“为”和“治”，可作在国家社会治理或管理中做什么来理解。我们将《道德经》中有关论述的各章内容综合起来可以看到，《道德经》中讲到四种“为”：“无为”、“不得已”而为、善为和胡作非为。以“兵”（指战争，见第31章）为例：首先，老子是反对战争的（“有道者不处”），不打仗是“无为”；你不想打仗，敌人打进来怎么办？那就“不得已而用之”，反侵略战争就是不得已而为；再次是“善治”或者说善为，通俗他说，就是属于管理者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好；最后是胡作非为，将战争当作“乐杀人”，就属于胡作非为。老子在将“治”分为“无为而治”、“不得已”而治、善治和乱治四种之后，对“治”又有一个总的要求，那就是要治的事情要不断地减少，直至“无事”。《道德经》第48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意思是：学问要日有所进，学道要不断地减少欲望，减少又减少，直至达到无欲无为的境界。达到了自己可以无为的境界，那么天下你不用去管也不会出什么事情，那天下的管理就做得最好了。如果要去管的事情越来越多，那就说明你对天下的管理是失败的）这里说明，“无为而治”不是我什么都不做就马上可以实现的，而是一个“无为而不为”、需要不断地努力才能实现的过程。以上的分析说明，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思想，决不是要人们消极无为，反而是要人们积极有为，而积极有为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管理者可以通过“无为”而达到社会自我管理。三、实现“无为而治”的途径从对国家社会的管理来说，《道德经》将达到“无为而治”看作是国家社会管理的理想境界。既然是理想境界，也就是说现实离这个境界还很远。那要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这也是《道德经》着重要回答的问题。《道德经》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要做到“无为而治”，必须深刻理解它的含义和道理。“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我不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被褐怀玉。”（第70章）意思是：我的话本来很容易懂，也很容易实行。但天下却没有多少人能懂我的话，没有多少人照着去实行。我的话是有宗旨和前提的，我要求做的事是有主见的。可是人们不去领会我讲的哲理，没有弄清我讲的真义。懂得我的哲理的人实在太少了！如果能按照我讲的道理去实行，那真是太宝贵了！要知道，圣人的外表披着粗布衣装，怀里却藏着美玉。）这说明，只有从哲理的深度理解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将这一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导贯彻到行动中去，“无为而治”才有望实现。其次，要做到“无为而治”，从管理者的认识来说，管理者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决不可自以为是。《道德经》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第71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第33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56章）。这些话都是告诫管理者头脑要清醒，要知道在管理中自己有许多东西是不懂的，决不可夸夸其谈，胡乱地发号施令。社会管理中的许多混乱现象，其实是管理者没有自知之明，瞎指挥造成的。他认为，不应将治国人为地想象得太复杂，“治大国若烹小鲜”（第60章）是老子的名言。（已去世的前美国总统里根在竞选时曾引用老子的这句名言）顺其自然，不自作主张，也就能做到“无为而治”。最后，做到“无为而治”，从管理者的行为来说，要做好民众的表率。《道德经》第3章是直接论述“无为而治”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意思是：对那些听话的人不特意给予高官厚禄的奖励，民众就不会争权夺利了。不看重难得的珍宝，民众就不会去抢劫偷盗了。不看到好东西就贪得无厌，民心就不会乱了。所以，圣人之治，应是使民众经常保持平常心态，让他们衣食无忧，削弱他们争强好胜的志向，使他们身强力壮。常使民众返朴守淳，不生妄想，使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对国家社会的管理就不需要特别的举措，天下也能治理得很好。）反过来说，社会上为什么人人争权夺利，盗抢成风，人心不稳？根本原因是管理者厚此薄彼，贪得无厌，不顾民众的死活。如果是这样，不论制定出多少严厉的惩罚措施，社会的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四、“无为而治”思想的合理内核成书于2500年前的《道德经》，其所提出的“无为而治”的社会管理主张，不可能作充分的论述。就论及的内容而言，也难免带有许多时代的局限性。然而，《道德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块瑰宝，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智慧具有无穷的生命力。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挖掘其中的合理内核，让其中的智慧之光在现实中继续生辉。国家社会管理“无为而治”的思想，其合理内核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国家社会管理的根本是培育社会的自管理能力。《道德经》并不否认国家社会需要管理，其中多次提到“圣人之治”，就是讨论如何管理国家社会的问题。老子看到，好的管理，主要地并不是由管理者向被管理者发号施令，而是“民”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也就是能自我管理。那么，社会能不能自我管理呢？按老子的观点，社会在本质上就应是自我管理的，也就是“常自然”的。自然不接受任何外部的指令而形成秩序井然的世界，社会的产生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既然如此，在社会产生之初，与自然最为接近，那时的社会，基本上就是无为而治的。《道德经》第80章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章，常为人们所诟病，认为老子主张复古，让社会回到原始状态。其实，这样理解是对《道德经》的误读。从《道德经》着重主张无为而治来看，老子的意思是，社会的原始状态，是无为而治的典范。这一章中说的“不相往来”，也不能解释为没有联系，而是指没有纠纷争斗。比《道德经》成书稍晚的《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