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智慧的魅力

2026-04-20 20:00:04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作者：楼宇烈一在当今欧风美雨盛行的时代，来谈论东方文化、东方哲学，似乎有点悖时。但我想，作为一名当代中国大学生，如果对自身所在的东方世界，及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反而不甚了了，这不能不说是知识结构中的一大欠缺。东方原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泛指东半球（主要是亚洲），到了现代，则东方又有了政治及经济方面的含义，如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达国家为西方世界，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为东方世界等。我们从历史文化传统方面来讲东方，则主要是就原地理概念上的东方而论的。目前，在文化分类学上有所谓历史的和区域的文化圈的概念。学术界一般公认的看法是，在世界历史上先后有五大文化圈。即：希腊（罗马）文化圈，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圈，汉（儒家）文化圈，印度（佛教）文化圈，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①其中，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融合，成为现代西方文化之根；而汉文化（除儒家外，至少还应当加上道家）和印度文化的融合，则成为现代东方文化之源。伊斯兰文化有其独特的某种介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特性，至今牢固地根植于阿拉伯国家，并影响及广大的伊斯兰信仰地区。从大范围来讲，他也同属于东方文化，但与上述汉、印文化相比，有着较明显的差别。所以有时人们谈化的所谓东方文化，实际上主要是指汉、印文化。当然，细分析起来，汉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甚至有极不相同之处。因不是本文主旨所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本文所讲的东方智慧，主要也是就汉、印文化来说的。中国与印度是东方两大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文化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分两个系统分别传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在东南亚，佛教至今仍是这一地区各国的主要文化形态；而在中国，则经过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然后又传入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区，同样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佛教和儒家、道家文化在其历史进程中，早已超出了他原发生地的意义，而发展为构成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化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东方文化主要是研究儒、佛、道文化（然这绝不是说，诸如印度古代六派哲学、中国除儒道外的诸子百家、以及印度教、神道教、萨满教等等东方文化不重要，不需要研究）。由于篇幅的关系，下面我想仅就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作一些简要的介绍，供同学们进一步学习和了解东方文化、哲学时参考。二儒学产生于中国，其创始人是春秋末年的孔丘。经过孟轲、荀况等人的发展，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成为最重要的显学之一。到了西汉武帝时，由于董仲舒等人的建议，儒学被定于一尊，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基础。原始儒学可说是一种人学，其主要内容是讲为人之道，包括探讨人的本性、个人的道德修养、人生的价值、知识的结构、为学的方法、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从政治国的道理等等。以后，儒学吸收了阴阳五行和道家的理论，丰富了他关于宇宙论方面的内容。唐宋时期，在佛学的刺激和影响下，儒学进一步吸收佛、道的理论，积极发掘传统典籍中的微言奥义，构筑了一套融人学与宇宙学于一炉，内容丰富，论理精细，体系庞大的宋明理学，达到了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从哲学理论特征上说，儒学主要是一种以实践理性为主的哲学。因此，儒学在完善自我的道德实践方面的理论特别丰富。例如，关于人的本性问题，是探讨道德实践的理论前题，儒学在这方面就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丰富的理论。孔子对此说得比较简单，只说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在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的《论衡·本性篇》中，他列出了以下各种人性论的理论加以评论：人性有善有不善（世硕、公孙尼子等），人性皆善（孟子），性无善恶之分（告子），人之性恶（荀子），人性善恶混（扬雄），以及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等等。到了宋明理学，则对性理、心性、性情、性习、才性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又如，由于儒家注重于理想道德的培养和理想人格的实现，因此有极丰富的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理论和具体践履的方法。他们提出的各种关于圣人、君子、贤者、儒者的道德标准，在封建社会中曾起过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这些理想圣人的道德标准，从今天社会的眼光看，绝大部分是过时了，但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而当我们评论古人时，则更不能脱离这些道德标准去苛求古人了。在道德修养上，儒学特别强调自觉的原则。如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离娄上》）对于道德行为上的自愿原则，儒家则很少阐发，他们强调的是服从天理性分的原则，也就是服从社会整体的原则。在儒家看来，道德的自觉性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的，而必需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因此，儒家十分重视教育，大儒学家一般也是一位大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儒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其中有些在今天也还是很有价值的。再如，儒家对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十分关注的，很早就提出了"五伦"的概念，即所谓：君臣（今天可作为一般的上下关系来解释）、父子（母女）、夫妇、长幼（兄弟姐妹）、朋友，这五种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孟子说，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对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谭嗣同曾批判说，五伦中只有朋友一伦"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因为他"不失自主之权"，至于其他"四伦可废也"。（《仁学·三十八》）谭嗣同这里是就反对这些关系中伦理原则的不平等而言的，是近代资产阶级平等、自由意识的表现，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但他并不能否定这些关系的实际存在，所以他又说，在理想的民主国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都应当象朋友的关系那样，是平等、自主的。由此可见，儒家为五伦所确立的伦理原则应当废除或改造，而其揭示的五伦关系，则也还是今天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几种最基本的关系。儒学大约在当汉武帝定儒家于一尊时就传入朝鲜半岛了，同样是朝鲜半岛古代文化的核心。公元十一世纪，高丽朝的崔冲振兴儒学有功，被时人尊称为"海东孔子"。公元十三世纪末，程朱理学传入高丽，忠宣王时，国子学改称成均馆，其名乃出自《周礼·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相传"成均"乃周朝之学宫）成均馆学官郑梦周在明伦堂讲程朱理学，影响极大，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继高丽朝而起的李朝（1392－1910），史称"儒教王朝"，是朝鲜理学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十六世纪，理学大师辈出，其中如李滉（号退溪，1501－1570），毕生研究朱子学，著作甚富，在一些方面发展了程朱的思想，世人誉为"海东朱子"。他的学说，对于日本的朱子学也有一定的影响。儒学最初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相传，约公元四世纪后叶，朝鲜半岛百济的王仁携《论语》东渡日本，公元六世纪时，百济又多次派五经博士至日本讲经。从此，儒家经传在日本广为流传，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圣德太子是日本古代文化的奠基者，公元七世纪初，在他制订的十七条宪法中，除第二条讲"笃敬三宝"为推崇佛教外，其余各条都贯穿了儒家的精神，如第一条讲"以和为贵"，"上下和睦"，第七条讲"克念作圣"，第十六条讲"使民以时"等等。从公元八世纪初至十世纪（奈良朝与平安朝前期），儒学十分兴盛。之后曾一度低落，然至江户时代（1603－1868），儒学复兴，以至在明治维新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儒学在日本有许多发展，特别是在江户时代，学者们致力于儒学的日本化，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如藤原惺窩（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中江藤樹（1608－1648），山崎闇斋（1618－1682），山鹿素行（1622－1685），贝源益轩（1630－1714），荻生徂徕（1666－1728）等。如果说，在朝鲜李朝的五百年间，完全是朱子学独霸的话，那末，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二百六十余年间，则呈现出百花竞放的景象。特别是阳明学，由于其理论中包含着某些自尊自心、身体力行等思想，日本幕末一批思想家，如佐藤一斋（1772－1859），佐久间象山（1811－1864），吉田松荫（1830－1859）等，即利用他来鼓吹解放思想，力行务实，吸收洋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明治维新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在越南，儒学传入也极早（约汉武帝时），三国两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动乱不宁，一批士人避居越南，同时也就进一步传播了儒学。陈王朝时（1226－1400）理学传入，朱子学流行于士大夫之间。继起的后黎王朝（1428－1789）和阮王朝（1802－1883）更是独尊儒学，并效法中国科举取士以四书五经命题，使儒学更加深入民间。三佛教产生于印度，其创始人是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5－485左右）。在印度，佛教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至十三世纪初，由于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民族入侵，致使佛教在印度完全消失。近代印度开展了复兴佛教的运动，于十九世纪从斯里兰卡反传回来。佛教，特别是在大乘佛教，是一种蕴含着丰富哲理的宗教，其内容之广博深奥，其典籍之浩翰，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佛教教义的基本特征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涅槃寂静，即所谓"四法印"。这是佛教教义确立时，与当时印度其他宗教或学派相区别的标志，是为释迦牟尼所认可的。在原始佛教时期，佛教徒们即以是否合于此"四法印"，来判别佛法与非佛法的。这四句话里，可以说包括了佛教对于客观世界、社会人生、理想境界的全部基本观点。一切皆苦，是佛教对世界、人生的根本看法，是全部佛教哲学理论的出发点。释加牟尼成道时所总结的"四谛"（四条真理），就都是围绕着一切皆苦来论说的。"四谛"，即所谓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说现实世界和人生的种种痛苦（即一切皆苦），集谛是说造成痛苦的各种原因和理由，灭谛是说消除痛苦达到理想的境界（涅槃），道谛则是说实现理想境界的方法。诸行无常是说，一切事物或现象都是迁流变动的、刹那生灭的，没有常住不变的事物或现象。佛教把那种主张有常住不变的事物或现象的看法叫作"常见"，认为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诸法无我是说，在一切事物或现象中没有常住的自我（相当于灵魂）或自性。人们如果不能认识"无常""无我"的道理，而是执着于"有常""有我"，那就是自寻烦恼，亦即是痛苦的原因。涅槃寂静则是佛教追求的最高解脱，是一种根本消灭了苦果苦因，摆脱了生死轮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佛教的全部理论和方法，可以说都是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而铺展开去的，都是为这些基本观点作论证的。如，以缘起理论说明"诸法因缘生"，离开各种"缘"（关系或条件）也就不能生起诸法（一切事物和现象），从而证明"无常""无我"的道理；以"十二因缘"理论说明人生的生、老、病、死的过程和原因，三世轮迴的两重因果等。在原始佛教那里，主张通过苦行来达到解脱，强调严格的戒律和远离尘世的出世主义。在现存原始佛典中，除了大量记述佛陀（释迦牟尼）生平和成道、传道事迹者外，主要内容是讲戒律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宗教道德规范和理论。到大乘佛教出现后，佛教的宗教哲学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如，马鸣（Asvaghosa，约公元一或二世纪）、龙树（Nagarjuna，约公元二至三世纪）、提婆（Aryadeva，约公元二至三世纪）、弥勒（Maitreya，约公元四至五世纪）、无著（Asanga，约公元四至五世纪）、世亲（Vasubandhu，约公元五世纪）等，都是其中最著名者，是大乘佛教两大派理论的创始人。前期大乘佛教是由马鸣、龙树、提婆创立的"中观"派（或称"空宗"）。这一派的主要理论，可以用龙树《中论·观四谛品》中的一首偈来概括："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为什么？龙树解释说："众缘具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属众因缘，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离有无二边，故名为中道。"这是说，一切事物以及人们的认识（甚至包括佛陀、涅槃等）都是一种相对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是没有独立自性的（即没有实在的实体性）。因此，无论是说有还是说无，都只是为了引导众生而假设的名相（概念）。正确的途径是，既不落于有也不落于无，这就是中道的理论。"中观"派为了不落于断灭空，又提出了"二谛"说。对无明凡夫说俗谛，即说有；对上根菩萨则说真谛，即说空。他们为了彻底否定名相，给生灭、常断、一异、来去这四对范畴都加上了否定辞，即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他们的论证是十分抽象和烦琐的，他们的前题是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但在这中间也表露出了不少的辩证法思想。接着而起的，是由弥勒、无著、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或称"有宗"）。这一派对"中观"派一切都是假名、"空亦复空"、否定一切的理论，持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人类的精神本体所变现出来的。他们称这一人类的精神本体为"识"，声称"万法唯识"，肯定"识"的实存性。在分析"识"如何变现为诸法，以及如何"转识成智"，证得圆成实的"真如佛性"等过程中，"瑜伽行"派深入地分析了人的心理活动，并对各种认识活动和心理活动进行了十分细致地分类，归纳为"五位百法"。其中有些是根据宗教的要求主观构想出来的，也有十分烦琐之处，但对于人们研究认识活动或心理活动也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又，为了深入分析名相的需要，这一派专门研究了分析的方法，极大地发展了佛教逻辑-----"因明"。"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在争论中不断互相吸收，大乘佛教后期发展的趋势，就是融合汇通这两派的观点。密教是佛教与印度古代民间信仰，特别是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至公元七世纪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教轨仪，真正的密教才出现。而至八世纪初，密教则已在印度佛教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密教以大乘佛教哲学为基础，配以系统的咒语（真言）、陀罗尼（总持）、仪礼、俗信，以及强调法身佛说法、秘密传法、即身（现身、肉身）成佛等，构成了他与显教相区别的特征。密教在八世纪传入我国西藏地区，发展为今天的喇嘛教，然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则不是很大。传入东南亚地区（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的佛教是部派佛教中的上座部佛教（也称为南传佛教）南传佛教注重实践，强调戒律，因此南传佛教大藏经（巴利[Pali]文大藏经）也以律藏为主，其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佛教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其中主要是大乘佛教。佛教传入我国后，经过与我国传统思想和宗教的冲突和融合，以及理论上形式上的自我调整，自四世纪起（东晋南北朝），即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就开始了创造性地发展佛教理论，探索建立适合于在中国土壤上扎根、生长、光大的佛教。到了隋唐时期，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此时，佛教已在中华大地上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已与中华本土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其中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在我国文化史上、哲学思想史上、文化艺术史上，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佛教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同样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曾说："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高行洁、学渊识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范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间如，道安、鸠摩罗什、慧远、僧肇、道生、智顗、吉藏、法藏、玄奘、澄观、慧能、宗密等，他们的成就，比起创立佛教的印度高僧来，一点也不逊色。没有隋唐时期佛学的理论成就，也就不会有宋明理学在理论上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东晋南北朝以后离开佛教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华历史、文化的精神的。即使在近代，佛教哲学对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仍有极深的影响。而时至今日，中华大地上也还有举不胜数的名山大川、文物古迹和民俗风尚等，是与佛教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相比较，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佛教不断地向简易方向发展。《周易·系辞》说："易简之善配至德"，"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崇尚简易，这大概是中国人理论思惟上的一大特点。因此，烦琐的佛教理论如果不进行一番简化的话，是不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唐玄奘企图尽量恢复和保存印度佛教的原貌，他的佛经翻译忠实于原著，他所创立的法相宗，也力求保持大乘瑜伽行派的特色。但结果是，同一原典的汉译本，他的译本不如鸠摩罗什的译本流行，他所创立的法相宗两传以后就式微了。天台宗和华严宗在理论上都是融合了大乘空有二宗，通过综合简化，发展了大乘的哲学思想。但总的讲来，其理论体系也还是相当庞大和烦琐的，不易为一般信仰者所把握。所以，唐以后这二宗的传承也仅能不绝如缕而已。相反，以简易著称的禅宗和净土宗，则在我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唐五代以后的佛教，主要是禅宗，或禅净合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