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中兩種信仰體系的沖突——論宋代理學家的排佛及其目標的落空

2025-08-18 13:45:02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作者：陈廷湘提要：宋代理学家在排斥佛学和道学问题上力图超越唐代诸儒，试图从理论源头上昭明儒学与佛道的界限，从根本上揭明佛道之非。但是，理学家的努力最终并未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仍然未走出以义利公私之辨的尺度批评佛道的窠臼。在这个意义上，理学家排斥佛老的努力是失败的。主题词：信仰理学佛学道学一魏晋以降，儒学受到佛道的挑战，儒释道三家之学开始了互相排斥和逐步融合的进程。至唐宋时期，道学影响减弱，而佛学影响则成扩张之势。士大夫崇佛之风日益浓烈，两宋诸儒，门庭路径，半出入于佛老。（全祖望《鲒琦亭外编诽庹嫖魃郊罚┞逖u422戳⒄叨t程中之大程及程门弟子亦多出入佛老，或流入禅门窠臼。因此，唐宋诸儒急起排斥异端之学，尤其着力于排佛。二程说：佛学只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至如禅者，虽自曰异此，然要之只是此个意见，皆利心也……庆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杨、墨之害，在今世则无之。如道家之说，其害终小。唯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从释道外在影响力的大小之异，倡言以排佛为先。朱熹则从二者理论上的异同论断佛学危害尤甚，儒门当首先排拒。有言庄老禅佛之害者。曰：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以此言之，禅最为害之深者。（《朱子语类》卷一二六）理学诸子以佛危害最深，视佛学为最不可宽容的异端，因此于排佛尤为着力，而排老次之。在魏晋以降的儒佛道对抗中，佛道在理论上略占优势。佛道，尤其是佛学对儒学采取了较多的兼容态度。众多佛教理论家致力于消减儒佛的理论距离，在融合问题上表现出相当大的主动性。儒学在理论上处于劣势，有捍卫自己地位和纯洁性的强烈愿望，因而更多强调儒佛的界限,表现出激烈的求异态度。对儒佛界限何在？朱熹有如下回答：今云佛者皆以义利辨之,此是第二义。……佛以空为见，其见已错，所以都错，义利又何足以为辨。（《朱子语类》卷一二六）又说：向来见子静与王顺伯论佛云：释氏与吾儒所见亦同，只是义利、公私之间不同，此论不然，如此却是吾儒与释氏同一个道理，若是同时，何缘得义利不同，只是源头便不同。（《朱子语类》卷一二四）朱熹以为儒佛之别主要不在义利之间，而在心性源头，即深层义理之别，辨儒佛之界应从源头区别。此断语无疑合理。儒学要从根本上战胜佛学，不在理论源头上击破对方就无从致胜。但理学乃融合释道义理而成，其理论体系很大程度上是改铸释道的产物，根本辨明儒佛之别殊非易事。其谓儒佛源头根本之异为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朱子语类》卷一二四）朱熹反复论道：老氏依旧有，如所谓无欲观其妙，有欲观其窍是也。若释氏则以天地为幻妄，以四大为假合，则是全无也。（《朱子语类》卷一二六）从语意看，朱熹并未指出佛学在理论上有何内在缺陷，只是儒佛万理的内蕴有别而已。陈兵先生认为，佛经所谓无我是从真谛的角度破除众生执假我为真的执着而发，并不空去真我。正如《中论饭鄯ㄆ贰吩疲o因破我法有无我，我决定不可得，岂有无我?若决定有无我，则是断灭。无我非终极义理，其意只在肯定真谛自在的佛性真我。《大般涅?经》说：唯断取着，不断我见，我见者，名为佛性。一切诸法悉无有我，而此涅真实有我。（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第160-1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佛教教义认定人生即是苦，而苦之源即在人执着假我而以为真。必须彻底空去假我方可解脱苦海，达到佛性真我。从修行的角度看，空去假我即是指去除人之世俗欲念。但佛学不仅讲求践履，更长于哲理建树。在佛学哲学体系内，为证明去除假我之必要，把一切可用言语表述者，包括言空之本身皆目为妄念之执，皆须空去。此空观是颇为彻底的，但彻底的空正是为实现彻底的真(佛性真我，涅）。佛性真我、涅乃佛教义理，崇高、无限、绝对真常，非人之意识、言语可及，只能永生修行，空去妄念，才有可能体悟真切。足见佛理与儒理相去甚远，却仍有其自设之大本，并非理空。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本土化过程中，其重大变化主要是修行方式的中国化，信仰目标并无根本改变。朱熹有时也承认佛教并非无其至理。他说：释氏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然却都认为己有而以生为寄。故要见得父母未生时面目，既见，便不认作众人公共底，须要见得为己有,死后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为寄寓。（《朱子语类》卷一二六）佛以治心为务，识天理大本只是为自身的解脱，即朱熹所谓认为已有；儒者以治天下为务，认天理无私至公，与天理同一的圣人无私无我，故功高天下。（《河南程氏粹言》卷3）儒佛之间，天理样态有别，并无有无之异。二朱熹在理的实与空上无法明儒释之辨，只有在公私义利上分辨儒释之异。他论道：释老称其有见，只是见得个空虚寂灭。真是虚，真是寂无处。不知他所谓见者见个甚底。莫亲于父子，却弃了父子，莫重于君臣，却绝了君臣，以至民生彝伦之不可阙者，它一皆去之。……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朱子语类》卷一二六）从朱熹的评论看,其所谓佛万理空,实是指空了儒理重视的现世人生和治道伦理。佛徒遵佛学修持义理，不以父母为念，不以君臣为意，舍却皮囊以度众生，追求涅[FJF〗?境界，亦是循道而为，不可谓毫无道理。言其无理，实是朱熹以儒家尺度量度的结果。二程亦说,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四）禅学只到止处，无用处,无礼义。（《河南程氏遗书》卷七）所谓敬以直内和止处皆指向上寻求大本；义以方外，用处即指人在现实生活与治国平天下中循理而为。佛理空却儒学之治道伦理，故无儒理之义以方外和用处。朱熹因安守儒释大本殊异，对二程之说不表赞同。他说，释氏只无义以方外，则连敬以直内也不是了。（《朱子语类》卷一二六）朱熹对二程的批评颇为牵强。敬以直内意指诚敬修持，以求身心与大本，即与意义本原同在。儒、佛各以自设的修持之道通达大本。前者修己而达到大本，目的在治国平天下，即所谓义以方外；后者修持目标在自身成佛，在苦之解脱。修持即是肉身佛理化过程，即宗教道德的践履过程，也是一种形式的义以方外。朱熹以佛无儒之义以方外，推断佛之大本修持，即所谓敬以直内为非，其理殊难成立。二程对佛有敬以直内，无义以方外的批评本身亦很难成说。如前述，儒、佛各各有其敬以直内和义以方外。以佛无儒的义以方外,即断佛无义以方外，其理不顺，亦显而易见。朱熹在大本上无法论断佛学理空，二程在义以方外的有无上亦不能明儒释之辨。因此，理学诸子的辟佛最终走入了二程以儒家的义以方外否定佛家的义以方外之途。程颢言：释氏本怖死生，为利岂以道？（《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程颐说：佛逃父出家，便绝人伦，是为自家独处山林，人乡里岂容有此物？……释氏自己不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而谓他人不能如是，容人为之己不为，别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绝类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为死生,其情本怖死爱生,是利也。（同上）二程皆以释氏无儒家以义方外，灭绝人伦，抛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是贪生怕死，为利弃义。朱熹辟佛着力处亦只在此。他说：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论。（《朱子语类》卷一二六）佛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厌；老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巧。厌薄世故，而尽空了一切者，佛之失也；关机巧便，尽天下之术数者，老氏之失也。（同上）释氏弃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用之。遗其精者，取其粗者以为道。如以仁义礼智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为性是也。此只是源头处错了。（同上）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乃儒家意义体系，佛教弃绝现世人生、治道伦理，自然置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于不顾。朱熹谓释氏源头处错了实在于此。按理学家出义则入利之说，释氏摒弃儒学之义，必入于私与利。朱熹辟佛在本质上与陆九渊以义利之辨判明儒释之辨并无两样。陆九渊道：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人有五官，官有其事，于是有是非得失，于是有教有学。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义、曰公。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则知本无生死，本无轮回，本无烦恼。故其曰：生死事大。……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义惟公，故经世；惟利惟私，故出世。……从其教之所由起者观之，则儒释之辨,公私义利之别,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陆九渊集》卷二）陆九渊意向极明：其一，天地人并为三极，各得天理以为道，人本人道以立教。人道即天理，天理至公，而其教曰义、曰公。出于义与公则有经世之行，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之效。其二，释氏以生死轮回之理立教，求免轮回之苦，避生死之怖，因而其教曰利、曰私。出于私与利必有出世之举，遗君弃父，避居山林，唯求自身解脱，全置世事于不顾。其三，儒释之分要在义利公私之别。陆象山之说实已道明儒释各有大本，儒学大本导出公与义的行为；释氏大本致成私与利之践履。朱熹尽管不赞成象山之见，但在理论上并未超越象山以义利别儒释之分的窠臼。理学诸子的辟佛在本质上依然是以儒家义利观量度释家的知与行，从而判之以非,论之以邪。足见宋代理学家仍未在唐代儒者辟佛的基础上找到批倒佛教的新途径。三宋代理学兴起之前，儒学对佛学的批评基本未涉及义理深处。宋儒力图从理论源头击破佛教，但其主观努力收效甚微。严格说来，二学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交锋。梁漱溟先生说：佛家为世界最大宗教之一，而儒家则非所谓宗教，此其异也。儒非宗教矣，然其为广大社会风教之所宗所本，论其作用实又不异乎一大宗教焉。（《儒佛异同之三》）梁先生之言自是不差。依此论，儒之排佛乃是本质上非宗教之儒以己之道批评作为纯宗教之佛，其不得要领是显然的。梁先生言儒本非宗教，作用又与宗教无异，论断亦可谓准确。在创生时期，先儒并无以其学说为宗教教义之意，至宋儒方有建构入世信仰体系替代佛教出世信仰体系（即梁先生所谓非宗教之儒作宗教之用）的强烈意欲。朱熹说：今之学者往往多归异教，何故?盖为自家这里工夫有欠缺处。奈何这心不下，没理会处，又见家这里说得来疏略，无个好药方治得他没奈何底心。而禅者之说，则以为有个悟门，一朝入得，便前后际断，说得恁地见成捷快，如何不随他去。（《朱子语类》卷一二六）朱熹对儒门学者多归佛教原因的分析表明他已清楚意识到儒家缺乏宗教式信仰体系的严重缺陷。因而宋代理学家致力于建构儒家以天理为最高意义之源的信仰体系，力图弥补儒家学说宗教功能的缺失。然而，朱熹等宋代新儒学家作出极大主观努力所建构的新儒学仍然只是梁先生所说的非宗教之宗教。这就决定了理学在排佛之争中的尴尬地位。理学在本质上并非宗教，如径直以根本反宗教的立场出现，批判的彻底性本可得以贯彻。但理学却竭力要发挥宗教作用，在宗教的框架之内批判佛学的出世信仰，这就不仅决定了其批判在逻辑上缺乏彻底性和有效性，而且决定了其批判以己之短击人之长的基本格局，失败再所难免。理学与佛学在义理上的争论本质上只是信仰本体内在化与外在化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