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憂樂思想形成的地緣因素

2024-08-28 16:45:01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作者：孙才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中华民族所崇仰的思想境界和德行准则。《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但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无疑成于此前。纵观范仲淹一生，从4岁随母改嫁宦游平江的长山人朱文翰（今山东省邹平县长山镇人），至23岁别母佩剑赴南都学习，他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生活了近20年，而正是这20年的生活经历奠定了范仲淹一生“先忧后乐”的思想基础。1、底蕴深厚的文化熏陶。黄河三角洲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休养生息在这里的中国古代先民，就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商周之际，生息繁衍在这片沃土上的蒲姑族——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最为古老的氏族之一，创造了独立发展的蒲姑文化，并成为齐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内核。春秋时期，这里还是兵圣孙武先祖受封的采邑之地，孙武伟大的军事思想就在这里孕育产生。毫无疑问，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黄河三角洲文化和纯朴节俭的民风民俗，成为范仲淹成长的丰厚土壤，使他能够“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并序》）。特别是邹平长山一带历史人文的影响和熏陶，奠定了范仲淹忧乐思想的文化基础。战国时期被孟子称为“齐之巨擘”的於陵人（后为长山县）陈仲子，反对骄奢淫逸，力倡廉洁自律，视高官厚禄如粪土，甘愿贫穷隐居为人灌园；秦代儒学博士邹平人伏生不避暴秦“焚书坑儒”之祸，冒死保存《尚书》，耄耋之年口传授业使之得以流传；五代时邹平人田敏，校勘太学“九经”、“三坟”、“五典”，博涉详考，晚年居家亲授诸子经，对乡里学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还有比范仲淹稍早的宋真宗时枢密副使邹平人周起，听断明审，廷无留事，勤政躬身，堪称一代名宦。如此众多的乡贤，对青少年时期的范仲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找到了人生的榜样。在日后的仕宦生涯中，其言行和思想时时体现出文化先贤的影子。2、浓厚的儒学氛围与佛教文化的影响。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学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宋代更是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并将其作为“帝道之纲”。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追封邹平人伏生为乘氏伯，大大鼓舞了伏生故里民众的向学之风。范仲淹随母来到这里之后，继父朱文翰体贴他这位失怙孤儿的心境，送他到当地私塾读书。后来，又送他到县学读书。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范仲淹读书十分刻苦，志向超群，15岁即被举为学究，并受到本县年老家居的右谏议大夫姜遵的赏识和关爱，称其“他日中不惟显官，当立盛名于世”（嘉庆《长山县志》卷十《人物志·侨寓》）。不久范仲淹又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来到邹平县长白山醴泉寺，拜寺中住持高僧为师。范仲淹在寺中刻苦攻读，昼夜不倦。“断粥画齑”的故事，即是此时范仲淹读书生活的生动写照。在广泛涉猎六经的同时，“佛性向善、普渡众生”的佛学教理，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一般人所不同的是，范仲淹读书时总是将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心中时刻萦绕的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并且立志将来要改变这种现状，以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这一时期的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理性思考或许还不十分清晰，但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已经十分强烈了。所以，当他5年后登第出仕，便立即把全部身心放在为民众谋利益、除弊害的功业上；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不避居丧上书之罪名，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毅然上呈洋洋万言主张改革弊政的《上执政书》；同样出于这样的“先忧后乐”之心，他能一生数次冒死直谏，激言朝政得失，数次被贬，仍矢志不改初衷，在36年的仕宦途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完成了一个“先忧后乐”的清正官吏形象的塑造历程。回顾范仲淹在邹平长山的读书生涯，他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山东邹平兴盛的儒学风尚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对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的形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儒家思想中“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百姓安乐”的民本思想，深深地注入了范仲淹的心田之中，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3、命运多舛的生活历练。范仲淹的幼年经历了诸多悲苦与不幸。他幼年丧父，不得不随改嫁的母亲远赴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