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蘇轼“和陶飲酒詩”中的沖突分裂與整合

2025-05-27 15:30:03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古今论陶者多矣。陶渊明与苏东坡可谓旷世相契，尤以东坡左迁惠、儋时为最。东坡昂仰渊明，“以晚节师范其万一”（《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因此，才会有124首《和陶诗》的出现。坡公自己编纂、结集，并嘱弟辙为序，可见，他对自己《和陶集》的重视。陶渊明何其幸也，六百年之后的苏轼理解了他的灵魂与诗意；苏轼又何其幸也，他在孤独与苦难中发现了陶渊明。《和陶饮酒》二十首，写于元祐七年（1092），时年公五十七岁。这组作品是和陶的开始，是他到扬州任之后不久的作品。此前，苏轼受人构陷，因“乌台诗案”被捕，几乎被杀。经多方营救，终贬黄州。哲祐年间（1086－1093），因重用旧党，苏轼被召用。总之，元祐年间，苏轼“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降尚书，三忝侍读”（《谢兼侍读表》，《苏东坡全集》第595页），可以说是苏轼一生仕宦生涯的高潮时期。而正在此时，苏轼却产生了追和陶渊明的冲动，并几尽和其诗乃已！二者对自身及时代都有着深刻的思考，有着宏大的关怀，便注定有着更加难以释怀的灵魂的痛苦。苏轼在与陶进行对话的、理解的同时，借之抒写了自己内心的苦闷。本文拟以《和陶饮酒二十首》为主要对象分析苏轼诗中所体现的内心同外物的冲突与整合及内心的分裂与整合。一、内与外的冲突与整合“苏公一生凡九迁”（元·脱脱《宋史》卷九第527页）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元祐时苏轼的仕宦生涯表面上似乎是正值佳境，但实际上他的生存境况非常艰难而又危机四伏，常常遭到异己的攻击，他不得不一次次地向皇上解释并乞求外任，诗人复杂的身境和心境当可以想见。《和陶饮酒》其五云：“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暄。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欲何为，此道常往还。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小舟在急浪中一夜度过千山万水，虽然诗人的语气及其平缓，但政治形势的危急和险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平淡的文字传达的是不平静的心境。苏轼是一位纯真的诗人，他可爱、高贵而又富有魅力，他对于看不惯的事情和人物，总是“多嘴”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不去想这样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谪居黄州时曾作《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诗中有句：“形容虽是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这是他经过宦海沉浮之后对自己精神的概括。然而，越是“纯真”的灵魂就就会被丑恶残忍地揉搓，而且越捏越起劲。高雅的灵魂和文雅而又富有逻辑的语言在丑恶面前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余秋雨散文》中这样描写小人：“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浊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是身如虚空，谁受誉与毁”（《饮酒》其六），然而，在此一时期内，苏轼一直处于被群小攻击的境遇之中。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当有更深透的理解。司马光为相时试图全部废除新法，苏轼与之论免税法的利害，引起司马光的不悦，苏轼一度申请外任，未果。然而一些想借司马光之权势上爬的官员，在司马死后，深恶苏轼“以直行己”群起而攻之。元祐三年，以文章规切时政，群小馋谤，“上书力乞郡”，不许。元祐四年二月，又以论事为当轴者恨，赵挺之，王觌攻之尤甚，苏轼连续上章乞外任。还有必要提一下理学家程颐，苏轼因讥笑他循古礼而“不近人情”与之结怨。《栾城遗言》中对此事有记载。怨由所生，而群小欲进，遂附以“党争”，把苏轼推上了“蜀党”头子的险境。元祐六年七月，贾易（程颐门人）、杨畏论浙西灾伤不实，乃累书乞外。八月，贾易诬诋苏轼诽谤先帝，苏轼见上具辨其事，复请补外。在群小中，章惇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元祐前二人关系较为融洽，交恶是在元祐以后。《高斋漫录》记载：“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苏轼之言在自己的身上得到了验证。元祐年间，章惇被元祐大臣弹治，因此心存怨恨。苏轼与之渐行渐远以致成为政敌。《东坡事类》卷六（清潘永固辑）对章惇的冷酷和狠毒有详细的记载，云：“苏子瞻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黄山谷贬容州，俱配其字之偏旁，皆惇所为也”。手中的权力被滥用为报复的工具，小人的内心已经极度扭曲和变态。《宋史·章惇传》还记载有他对子由的迫害。在章惇身上将人性中最恶的一面暴露无疑。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陶作品中所流露的感情，更多的是感慨和无可奈何。载着沉重的外物的心灵自然不能如陶渊明那样潇洒地一走了之。既然心灵如此痛苦，却又找不到新的出路，那就将他们通通忘掉吧。永远忘却又不可能做到，于是，只能在酒乡梦境中求取解脱，这是诗人找到的整合内心与外物冲突的一个方式。其一，以酒解愁。东坡爱酒，从他的《酒子赋》对酒的精细描绘中不难看出。东坡酒中生涯，与渊明非常相似：既喜欢与朋友共饮，喜欢独饮，乃至沉醉于大自然中。师陶，有其不得已处。“人生识字忧患始”，一生愁苦，感慨系之。“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事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饮酒》其六：“得酒未举杯，丧我固忘尔”，在酒中忘掉现实的烦忧，以至忘掉肉身的自己；《饮酒》其七：“床头有败榼，孤坐时一倾”，这是真正的精神上的孤苦无告，对于一个伟大的灵魂，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了。“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和陶饮酒》十三）孤独在酒中，解脱也在酒中，惟有在酒中能洗去人生的喧嚣，与陶渊明在酒中对话。最好的隔绝人事的方法，自然莫如饮酒。有时，东坡在饮酒中将人生际遇与感慨融为一体，其意蕴更具多向性，如《满庭芳》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暮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这与渊明所说“忘彼千载忧”可以互为注脚。其二，酒与真浑合。萧统曾评：“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寄酒为迹也”。苏轼《和陶饮酒》组诗中也几乎篇篇有酒。在组诗的序中，苏轼这样说道：“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然吾中了然，终日欢不足而乐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苏轼的似醉而醒，郁闷不欢，其不可名、说不清的东西正是他对内心“真”的呼唤。险恶的环境下，只能借助于“酒”来表达那些“不可名者”，在酒中可以摆脱一切名缰利锁的束缚，恢复个人的本真的存在。当人一旦从社会羁绊中脱身而出，就有可能回到赤子的纯真世界，陶渊明诗中的“真意”，也就是他所谓的“自然”。这也是和陶饮酒诗中苏轼仰慕陶渊明的原因，且与苏轼的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此时的苏轼更多的是体验着陶渊明，还没有把他作为一种清晰的理想。酒，可将外物与内心相互作用。及至沉醉，便会模糊现实带来的苦难，便可与外物浑融一体。苏轼的饮酒没有达到陶渊明的那种终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外物的境界，他总是处于半酣状态，从渊明的酒杯中取一瓢来自斟自适，因此，注定比渊明感受更细腻，也更痛苦。“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王瑶《文人与酒》）“我性不饮只解醉，正如春风弄群卉”（《戏书》）“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饮酒》其一），“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饮酒》十三），东坡醉后，思绪甚明，一生际遇所感，随酒散发。人的感情在醉中才是本真的，而梦中亦如醉中。《饮酒》十二云：“我梦入小学，自谓总角时。不计有白发，犹诵论语辞。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人生非游戏，然游戏却是真人生。返“真”就是返回到自己的本心，返回到自己内在的自然，袒露自己的本真存在。这是一种暂时超越生死、梦醒、与外物融合一体的境界，而这需要借助于酒的作用。二、内心的分裂与整合苏轼在元祐年间，尽管表达了“我缘在东南，往寄白发余”（《和陶饮酒》其十）的向往，然而，他的《和陶饮酒》中透露了他对仕隐选择的思考。这种思考当然是针对现实和理想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