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春秋》——儒家權力意識與烏托邦精神

2025-04-02 12:00:05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作者：李春青《诗》和《春秋》都是先秦儒家士人极力推崇的文化文本。二者从实际的历史角度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中它们却同是儒家权力意识与乌托邦精神的体现，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诗经》作品在西周初年至战国末期这近八百年的历史中被广泛使用着。诗曾经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功能。这种功能由于具体社会需求的不同而显现出明显的差异。诗的功能又是一种儒家士人的乌托邦式的虚构，是一种政治策略的产物。《孟子·离娄下》有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朱熹亦持“《诗》亡”即“雅亡”之论。观朱熹之意是以《诗大序》所谓“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为前提的。故而他以为东周之时，王纲不振，诸侯各自为政，天下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那种“言天下之事”的“雅”诗就因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而衰亡了。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解释方能将“王者之迹熄”与“诗亡”联系起来。朱骏声则认为“王者之迹熄”是指西周采诗制度的毁坏，因此“诗亡”并非指无人作诗，而是说诗不再为王室所收集。清人持此论者甚多。成左泉《诗考略》引方氏云：“大一统之礼莫大于巡狩述职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则太史不采诗献俗，不采国风则诗亡矣”。又引尹继美《诗管见·论王篇》云：“诗有美刺可以劝戒，诗亡则是非不行。且诗之亡，亦非谓民间不复作诗也，特其不复采诗尔”。基于清人的见解可以对“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含义做进一步的阐释：“王者”是指古代圣王。具体言之则是指“三代”的开国君主，即夏禹、商汤、周文武。孟子尝谓：“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由此即知孟子心目中的“王者”是指西周那些基本上遵奉文王、武王、周公治国之术的历代君主。更准确地说是指奉行“仁政”或云“王道”的君主们——他们实际上已经是儒家士人社会乌托邦的代表者了。“王者之迹”直接的表层含义即如清儒所言，乃是指西周采诗制度。但即使没有朱骏声所说的文字之误，同样可以说通——“王者之迹”的字面意思就是指天子的踪迹，即是指的天子的巡狩采诗活动。《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冬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故而“王者之迹”直接的意思就是天子巡游天下以观民风之活动。在先秦儒家的心目中，“三代”之治是美好的社会政治形态。这种观念自然是基于现实社会的动荡不宁而产生的。他们依据往代遗留的一些歌功颂德的文字和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古代描绘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以此来寄托自己对现实的绝望与寻求超越的强烈愿望。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书写古代历史，同时也就将历史叙述为儒家价值理想的范型。“三王”之所以值得称道，正在于他们承袭了尧舜之道。“诗亡”之义诚如清儒所说，并不是说不再有人作诗，而是说不再有采诗之制。但清儒并未完全明了孟子的深层意思。先秦儒家，从孔子到孟子，一直全力以赴地致力于通过对西周遗留的文化典籍的重新阐释来建构完整的社会价值系统，从而达到恢复社会秩序的目的。“诗三百”恰恰是这些文化典籍中最具有阐释空间的一部分。事实上，从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家就已经开始借助整理、教授、引用、解释等方式对“诗三百”进行价值的赋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