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美學思想特征探析

2024-09-17 15:45:01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作者：耿加进摘　要：王弼玄学思想中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美学思想，本文认为其美学思想具有整体美、自然美、含蓄美、体悟美、人情美等五个特征，而贯穿于始终的主线是不断摆脱有限事物的束缚，最终达到精神自由的审美境界。关键词：王弼玄学美学特征一、“以无为本”的整体美整体美既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原则，也是艺术创造原则，更是审美欣赏原则。在王弼的思想中，“无”既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其美学思想的基本范畴。“无”决定了王弼美学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其所体现出的最为基本的内涵，恰恰就是王弼对宇宙万物的一种整体意识。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1]王弼的“无”就是老子的“道”，两者无根本差别。王弼曾反复阐明，“道”和“无”都仅仅是对无限整体的一种近似的把握。由于这个无限整体从根本上说是离言绝象，不可道，不可名，所以“道”和“无”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名言概念诸如玄、一、大、深、微、远等等都只不过是对它的一种不可得而名而强为之名的摹状。应该说，王弼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这些名言概念本身，而是那个外在于一切名言概念的扑朔迷离的无限整体。对无限整体的追求是一个逐次逼近的过程，也是一个使自己的审美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王弼说：“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故人虽知万物之治也，治而不以二仪之道，则不能赡也。”[2]所谓“执一家之量”、“执一国之量”的“量”，意指人们的度量、器量、心量，也就是整体观的层次或看问题的视野。王弼认为，如果视野局限于一家，便不能保全这个家；如果视野局限于一国，也不能治好这个国。只有尽量站在高一级的层次，扩展自己的视野，从全局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局部的事务，才能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最高的层次就是“道”，“道”是无限，人们只有使自己的度量、器量、心量逼近此无限，容纳此无限，上升为一种深沉的宇宙意识，才能获得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从美学观点看，审美主体只有不断地超越有限去追求无限的整体，才能获得最大的审美享受。王弼所说的达到无限不像西方的黑格尔哲学那样以达到对“绝对理念”的纯思辨的抽象把握为最终目的，而是在现实人生之中，特别是在情感之中去达到对无限的体验，进入一种超越有限的、自由的人生境界。这样一种境界，正是审美的境界。如果说先秦道家哲学与美学的联结点主要在于顺应自然而取得自由，使人与自然、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融为一体，那么玄学与美学的内在的联结点则主要在于个体在人格理解、内在的自我精神上超越有限以达到无限。二、“无为无造”的自然美“自然”是道家哲学的基本范畴，它在道家哲学中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自然界，一是自然而然的审美状态。王弼继承并发展了道家自然哲学，扩大了自然哲学的影响。钱穆指出：“虽道家思想之盛言自然，其事确立于王弼，亦不为过甚矣。”[3]又说“后世遂谓庄老盛言自然，实由王弼之故也。”[4]“无”是王弼哲学的最高范畴，它没有任何规定性，不能以任何名言概念加以限制，无须证明也不能证明。然而，这个“无”终究不能以空洞的抽象的逻辑形式而存在，这就必须借助“自然”。只有“自然”才是“无”最好的存在方式。如果取“自然”的第一义，“自然”就是道所表现出的形式；如果取“自然”的第二义，“自然”就是道的本质。王弼在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时说：“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5]按照王弼的解释，所谓“道法自然”，意思是“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自然”是对“道”的内涵即“道”的本性的一种规定，并非另一凌驾于“道”之上的实体。不仅“道”以“自然”为性，天地万物都以“自然”为性，自然之性遍及天地万物，是一切有限事物的内在本性。王弼和《老子》一样，把整个世界看成由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所结成的统一体，因而，所谓自然，其具体的含义就是万事万物所内在具有的相反相成的本性。他认为宇宙作为一个大的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具有自我调节的机制，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干预，而处于一种自满自足的和谐的状态之中。“夫燕雀有匹，鸠鸽有仇；寒乡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则忧。故续凫之足，何异截鹤之胫。”[6]“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7]既然万物以“自然”为性，“自相治理”，那么人类对自然只要做到“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通而不执”就行了，否则就是蓄意的干预和破坏。王弼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王弼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三、“言不尽意”的含蓄美含蓄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特征。王弼的“言不尽意”论充分发掘了庄子的“言不尽意”思想，表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含蓄隽永的思维特质，提高了中国美学对审美特征的认识，从此以后，追求言外之意成了艺术创作的自觉意识。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作了集中讨论言、象、意三者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9]这段话本是批评汉代象数派易学的思维模式而提出的解易方法，但其意义超出了本意而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汤用彤说它“成为魏晋时代之新方法，时人用之解经典，用之证玄理，用之调和孔老，用之为生活准则，故亦用之于文学艺术也。”[10]王弼肯定了“言”、“象”在传达意义中的作用，“象”能“尽意”，“言”能“尽象”，“言”通过“象”这一中介也能达到“尽意”的目的。但王弼认为，“言”的作用是“明象”，“得象”就可以“忘言”；“象”的作用是“存意”，“得意”就可以“忘象”。他还认为，不“忘言”就不能“得象”，不“忘象”就不能“得意”，不“忘象”而存之“象”非“尽意”之“象”，不“忘言”而存之“言”非“尽象”之“言”。总之，在王弼看来，对“意”和“象”的把握不能脱离“象”与“言”，但要真正的“得意”和“得象”，则非要“忘象”、“忘言”不可。也就是说，对“意”的真正领悟既需要“象”又超越于“象”，对“象”的真正领悟既需要“言”又超越于“言”。如果说王弼以美为无限的表现，那么他所说的达到和把握无限的方法就是：言不尽意、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美作为无限的表现是感性具体的，它不能脱离有限而存在，真正成功的美的作品在于它能通过有限而把无限充分地表现出来。艺术家达到此目的的创作方法就是“言不尽意”，即虽不能用确定的名言概念把无限说出来，但却能够通过艺术的语言引起比语言所说出的更多的无尽的感受，从而使人们在内心的情感体验中趋向和接近于无限的言外之意；对于艺术欣赏而言，欣赏者借助于耐人寻味的“言”、“象”，每个人都可以把握到心中的“这一个”。可见，王弼用“言不尽意”、“忘言”、“忘象”把握无限的方式正是对审美的一种深刻的概括。四、“圣人体无”的体悟美对美的不尽追求的方式是超越有限以达到无限。对有限的不断超越就是对无限的不断接近。对于最终达到“无”即美之境界的方法，王弼提出了一个“体”字。《魏志》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云：“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氏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11]“圣人”指孔子。“体无”是因为“无”不可说，不能用名言概念直接传达，只能诉之于个人体验。“无”与其说是道德境界，不如说是一种审美境界。杜维明指出：“魏晋思想家……对孔子的理解基本上是美学境界层次的体会，和先秦两汉从德业来掌握圣贤之道大异其趣。”[12]“体”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哲学有重体验感悟、轻知性推演的传统，但王弼是最早明确提出以“体”来把握终极本体的。“体”是一种怎样的认识形式呢？王弼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形式。一种是他称之为“分别析”的明察之智，另一种是他称之为“无所别析”的自然之智。明察之智致力于定名辩形，只能认知某些个别现象、个别部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自然之智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明察之智的取向是“为学日益”，自然之智的取向是“为道日损”。前者向外，后者内向；前者重分析，后者重综合；前者务求增长对事物的知识，后者则务求回复到原始的直觉。《老子》六十四章注说：“不学而能者，自然也。”[13]这个人人生来具有的不学而能的“自然”，就是整体思维的最后依据。实际上，它不是一种思维，而是一种体验，一种心理的感受，一种主客合一的对整体的统觉。“圣人体无”之“体”，不可能是一种明察之智，它只能是自然之智。“体无”的境界就是能“与天地合其德”，这是人生之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