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七子”的“詩變”觀

2025-06-13 11:00:04 作者：老黄历  傳統節日 

作者：方锡球我国从明初开始，大批诗论家都关注“诗变”这一现象。前七子就继承了高棅《唐诗品汇》中的“四唐”说。高棅在书前《总叙》，总结了明初以来对唐诗发展的意见，承接严羽、杨士弘之说，确立唐诗演变的“四唐”概念，对“诗体”流变作了历史性的概述，他的视角就是根据诗歌文本和诗歌作者，分辨源流体制的变化。“四唐”概念包蕴着丰富的“诗变”观念。高棅所看到的仅仅是“诗变”表层，也就是说，他的眼界还停留在诗歌文本的演变，没有深究变化的脉络和演变的缘由，只是为学习唐诗者提供实用的门径；在论述“诗变”时，概念也十分驳杂、模糊，可见其“诗变”观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这一点也为其稍后所编纂的《唐诗正声》一书所证实，该书“正声”的两个入选准则就是作品内容的“性情之正”和形式的“声律纯完”。但高棅的总结泽惠深远，明人的“诗变”观念就以之作为逻辑起点，后世唐诗研究也一直沿用“四唐”概念，成为唐诗学知识结构中的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关键性概念。即使是今天，“四唐”概念对进一步深化和开拓现代唐诗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高棅以后，唐诗学还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理学思潮中，陈献章、胡居仁等人从合乎“天理”的准则强调唐诗的质量高下和变化脉络，其“诗之工，诗之衰”之论，否定唐诗艺术形式的进步，但若从发展论的深层重新审视，进行新的阐释，却也不是毫无道理。由于“天理”准则的运用，出现扬宋抑唐的倾向，以张宁、罗伦和王鸿儒父子为代表，他们延续浙籍学者方孝孺、瞿佑等人的诗学观，也就无从在诗学中发现“诗变”观念。二是杨士奇、黄淮等台阁派唐诗学。他们从“理道”视角推崇盛唐诗歌，强调唐诗的政教意义，认为唐诗音声变易体现着时代政治、诗人性情和生活风貌。这一点，启示后来“格调论”唐诗学对性情、时代政治和“诗变”关系的探讨。这一点，似乎是钱钟书先生在上述诸论中所否定的一种取向。其实，前七子对诗歌形式的演变和外因的作用都有自己的见解。在说前七子之前，先谈谈李东阳。李东阳为茶陵派的领袖人物。与“三杨”、黄淮等人一样属于台阁重臣，但也是成化、弘治间转变风气的重要人物。在“抑唐”和“中、晚、宋、元诸调杂兴”的文化语境中，其“高步一时，兴起何、李，厥功甚伟”（胡应麟《诗藪》续编卷一）。虽然其诗学基础仍然属于理学思想，但他已经将理学思想和当时的文化前沿命题有机结合起来，完成了由台阁诗学向格调论诗学的转变。一方面，他将严羽的“别材别趣”说与“达理”境界结合起来，生成衡量诗歌质量的两个标准：一是“天真自然之趣”与“不言诗法”；二是在诗“意”上，“贵远而不贵近，贵淡而不贵浓”（《麓堂诗话》）。另一方面，承续两大理论观点，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性情隐微”在诗歌“自然音响节奏”之间和高棅“审音律之正变”的格调论倾向，重视体格声调、声音节奏和“自然之声”（反对模仿），认为音声之中沉潜着人的性情，体现着天地之气，故而不同主体、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诗歌会有种种变异。他以“个人、时代、地域格调论”的观点衡量唐诗，虽然台阁气息浓重（杨士奇等人也持这一观点），带有理学气，但自然能够发现唐诗的历时性变化。李东阳的格调论“诗变”观仍然在文本层面，他只关心文本的话语及其所涵蕴的性情和天地之气。若将其与高棅在辨别文本上的源流体制比较，李东阳对唐诗音声节奏涵蕴的探究，似乎在向文本话语内部逼近方面，深入一些，具体细致一些。从此，开启了格调论唐诗学的兴盛局面，引起“诗变”观念多方位的讨论。“弘治中兴”激发了士人的信心和才华，此时，格调论唐诗学主张从“格调”入手深入唐诗尤其是初、盛唐诗歌的审美世界，建构不同于明初的新的艺术范式，以鲜明的复古求变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前七子直接运用高棅的“四唐”概念分析唐诗“体制”，对诗歌艺术理想从诗歌话语体制的角度予以固定，并将这一理想范型定位于初唐和盛唐。并以确立理想范型与时间性概念结合，从话语“体制”入手论诗歌变化，这是前七子“诗变”论的核心所在。前七子的诗歌理想是初盛唐诗歌中心论，现在看来，以之作为诗歌高潮和顶点透视诗歌题材、体裁、风貌和格调系统的变化和更替应该是较为有效的。他们的诗变论，与严羽、高棅有密切关系。高棅提倡以开、天为楷式，对汉魏六朝均有一定的否定，以为诗至盛唐，古诗才发展到“正宗”的境界；高棅概述唐诗流变，以“正变”概念称谓晚唐诗歌。这与前七子对古诗的态度和对中晚唐诗歌的意见是有区别的，就此一点而言，前七子似乎不如高棅。但前七子对汉魏盛唐的推崇和精细研究，是从多方面、多视角（情与调、文与质、意与境、声调与气势），运用多种方式方法、创造多个范畴（神意、法度、悟入、变化、异同）进行的，在深入文本方面，比高棅、李东阳的程度都高得多。这为“诗变”论的展开与开拓留足了理论空间。特别是王廷相运用诗人才情和格调双重标准考量唐诗，获得“人殊家异，各竞所长”（《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七《寄孟望之》）的真理性认识，这对“诗变”观念的理论化提供了一种途径。可视为“诗变”论的实质性发展。徐祯卿协调“情”与“格”的关系，以“因情立格论”衡量唐诗质量高下，同样具有“诗变”层面的意义，而且，它对前七子过分重视“格调”和唐诗话语形式，不顾创作主体的才情所带来的危机，具有矫正之效。前七子之外，还有一批诗论家的“诗变”观，与前七子类似。代表是陈沂、徐献忠、胡瓒宗、郑善夫和黄佐。